GDP中的储蓄，包括居民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当总储蓄大于国内投资、而对外投资又不足时，多余部分就会转化为外汇储备。我们看到，储蓄率与贸易不平衡问题从1997年后逐渐突出。因此分析这个问题需要从亚洲金融危机对相关各国的经济行为和储蓄率的变化着手。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包括东亚在内的亚洲各国受到了大幅度冲击并因此而受到惊吓。在投机资本冲击下，各国汇率大幅贬值、资本急速外流、外汇储备几乎消耗殆尽，这给东亚各国宏观管理留下了很大阴影。此后数年，各国纷纷努力扩大出口，积累贸易盈余，储备外汇资金。可以说，东亚各国储蓄率高、近年来大量积累外汇储备也是亚洲金融危机负面冲击中所学到的经验教训和自然反应。

　　东亚国家的高储蓄率和外汇储备，也是对掠夺性投机的被动防范。危机前后，短期资本先是大量涌入后又出现急剧逆转，对冲基金肆意投机，这些行为使东亚各国经济雪上加霜。东亚地区人民受到惊吓，并对这类投机行为充满痛恨。马来西亚在危机之初，出口萎缩、股市急剧下跌、汇率大幅贬值。当局顶住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批评，被迫实行一些临时性资本管制，维护了币值稳定。中国香港也遭受对冲基金冲击，股市价格大幅下降、汇率制度经受冲击。

　　危机过后，东亚国家不乏认为缺乏管制的掠夺性投机是导致危机重要原因的看法，表明国际金融体系存在重大危机隐患，希望国际社会能对其加以必要的监管。但部分国家出于种种考虑不主张对掠夺性投机资金加以监管，也不认为需要对有关监管政策框架进行调整。同时，有关国际组织也未能承担关于资本异常流动的相关监管责任，这一系列情况迫使东亚各国大量积累外汇储备以求自保。

　　从一定意义上讲，东亚国家储蓄率和经常账户顺差的提高也是国际组织救助方案的自然结果。在帮助东亚国家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国际组织的救助方案对本应加强管理的国际投机资本流动不置可否，对救助附加过多严格的条件，要求东亚国家加大紧缩力度：实施财政和货币紧缩、提高利率、减少财政赤字、增加外汇储备。十多年来，东亚国家吸取教训，增加了国际储备和国内储蓄，提高了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

　　当然，东亚国家自身也存在问题。东亚各国在经济发展模式、外债管理等方面还存在薄弱之处，相关制度建设也不完善。危机之后，各国努力采取措施对企业部门和银行机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结构改革。

　　同时，不少亚洲国家不断加大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教育、卫生等制度。但是，这些都不是在很短的时间能够完全见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