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镇上有十个八个程方，我的工作就好做多了。”说这话时利辛县阚疃镇刘阳副镇长满脸疲倦。10日下午三点多了，巡视各村灌溉受灾小麦的他连午饭还没吃上。

　　而此时，站在刘阳面前的种粮大户程方刚喝完朋友的喜酒，红光满面，他脚下的上百亩经过两遍灌溉的冬小麦青翠逼人。程方是该镇新河村的种粮大户，在自有20多亩土地的基础上，2007年他承包了其他村民的500亩土地。

　　去年12月初，在政府还没有发动抗旱保苗总动员的时候，程方就已经开始动手把他的五百多亩冬小麦全部浇灌了一遍，早早摆脱了旱魔的威胁，为此他个人花了将近6000元购买机具并挖掘了五个蓄水池。

　　目前程方已经联合了四五个股东，今年准备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民种植合作社，合作社承包的土地面积差不多能达到一万亩以上。

　　利辛县长梁栋表示，通过这次大旱考验，利辛决定加快建立土地流转平台，通过市场手段和政策优惠，鼓励分散的土地向种粮大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集中，这样不但能够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产量，还能够增强农业的抗风险能力。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安徽蚌埠、亳州两地调查旱情时发现，一些种粮大户和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社在抗击旱灾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积极性和团结互助精神，抗灾效果也明显好过分散的个体农民。

　　去年12月，特大旱灾初露苗头的时候，地方政府和农业科技人员已经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地方政府的抗旱保苗动员，最初却很难得到农民的积极响应。这一方面跟农民靠天吃饭的惯性思维有关，皖北农村没有冬灌习惯；另一方面，分散的小农经营模式之下，人均耕地不过一两亩，农民对旱灾后果的严重性很难有全局性认识。

　　与之相反，一些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鉴于自身比较大的经济利益考虑，能够积极主动地投身抗旱保苗中，效果要大大好于平均水平。

　　涡阳县顶康种植专业合作社总共种植小麦12000亩。旱情发生后，该合作社迅速采取措施：首先投入1.2万元购买了20台喷灌机，成员农户每浇灌1亩地合作社补助5元燃油费；统一按每亩15斤尿素，先施肥后浇灌。截至2月1日，该合作社5000亩二、三类苗已普遍浇灌一遍，2月9日前对余下7000亩一类苗全部浇灌。因措施及时，合作社部分二类苗转化为一类苗，目前一类苗比例占58.3%，高出全县一类苗平均数18个百分点。

　　蒙城县富豪优质粮棉发展专业合作社，去年秋种时即遇干旱气候影响，墒情差，小麦出苗不整齐，合作社统一组织成员，及时浇灌了一遍水。针对旱情日趋严重的情况，1月19日，合作社召开成员代表大会，决定赶在春节前将全部麦田浇上第二遍水。由于合作社4500多亩小麦在播种结束后和春节前先后已浇灌二遍，目前该合作社基本上没有三类苗，一类苗达到80%，是全县平均数的2.6倍。

　　根据安徽省农委的规划，到2010年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总数将达到8000个，成员数和带动农户数占全省总农户数的50%以上，全省实行产加销一体化经营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占50%，全省大宗农产品、特色农产品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销售达到40%以上，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农户比当地同类型农户人均收入增加40%左右。

　　“缺乏人才和资金，是制约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壮大的主要因素。”梁栋认为，在农村谁有威望从农民手中承包土地是个问题，谁有足够的资本能够从流转中获得大规模土地经营权也是个问题。

　　安徽省农委的一份调研报告指出，政府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扶持力度不大。安徽省相关市及少数财政状况较好的县每年多少能给予一点扶持，能得到扶持的也只是少数示范合作经济组织。

　　“农民对土地和收入的传统思想认识，也是个很大的制约。”利辛县主管农业的芮绍勇副县长介绍说，利辛常年在外打工的青壮年劳力占该县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留守在家的基本都是老人和孩子，具备土地流转的先天条件。

　　现在利辛的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市场价格在每亩400-500元，而种植一亩地的主要成本(扣除人力成本)也差不多是这个钱。按道理，外出打工的农民把土地承包给别人，每年什么都不用做，还能收取每亩数百元的租金是很划算的一件事。但绝大多数农民不愿算这样的经济账，他们还是觉得种几亩地，每年有点收成，心里才安稳。利辛有关部门曾经就大农业在该县推行的可能性进行过调研，最后得出的结论仍是“小农意识不破，大农业难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