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
你没发现它是两个极端吗？
主持人：
没错。
白岩松：
我们为什么看什么事情都是不是黑的就是白的呢？其实生活中的准则恰恰不是这样。当把他塑造成某种世界上最有情义的，或者地震灾区最有情义的男人，我觉得大家也会是平常心去看待他，因为不存在百分之百的完美。今天突然他就变成另一个极端了，我觉得太可怕了。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谁都是复杂的，比如说我们同一个医生，他一方面拿着红包，另一方面会累得晕倒在手术台上，如果仅仅让大家知道是累倒晕在手术台上，他就感动中国了，如果说他拿红包了，他就是恶心中国了，但他其实是一个人，而且还不是少数。
有很多的老师，一方面在体罚着学生，另一方面自己的孩子多日没人管，一心扑在工作上，他也是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考量的是我们自己，就像当初我们过分感动和今天过分愤怒，这个过分都值得我们自己思考。我觉得面对吴家芳的时候，该思考的不是他，而是我们自己。
主持人：
你说的我们自己，我更多地把它理解为媒体。
白岩松：
不仅仅是媒体。
主持人：
比如对吴家芳这个人的理解，如果不通过媒体，我们怎么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白岩松：
媒体开始还没有附载他那么多的光环，但是他迅速地被放大，因为在那一段时间，有很多的事情都容易被放大，愤怒容易被放大，感动也容易被放大。可是恰恰就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过程当中，不该锤炼的是我们自己的成长，我们面对生活中的任何一个事情，如果说看到感动的时候，也别把它极致化，看到了愤怒的时候也想，背后也许有它的理由。
我更深的一点去看吴家芳关于跟他父亲这段的时候也看到有另外的描述，他的父亲很多年前就当着村委会的面，已经要跟自己的儿子吴家芳断绝父子关系，这背后清官都难断家务事，更何况我们。所以在他最美好的时候，被塑造成神一样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去相信有神，在他突然转换成另外一个形象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说他立即就变成了恶人，我觉得人性太复杂了。
十几年前的时候，我采访一个哲学家，我问他，我说为什么现代人还需要十八、十九世纪的音乐抚慰我们，他的回答让我记一辈子，他说小白，人性的进化是很慢很慢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吴家芳，只不过有的时候我们没被放大。
另外我要多说一句话，地震使很多非常普通的人，由于地震被放大成了像具有明星效应和光环一样的人，但是其实他们依然是普通人，他们不必，也不该去承担很多公众人物和所谓名人必然要承担的很多聚光灯下，然后没有任何隐私，我觉得对于地震灾区的很多普通人，还给他们平静的生活。包括像小林浩等等，前一阵子在上海我就碰见他，他说我是回上海还是在成都，我是在上海继续学还是回成都，我当时就说，我个人觉得回成都更好，那儿有根。前不久他回成都给我发一个短信，我说我其实特理解和支持你，回头对上海说谢谢，但是在这儿继续好好学。
一个10岁的孩子，我们要让他附加什么，我看到媒体上报道，学习跟不上，不好等等，太正常了，因为他从原来那个小学突然到成都这个小学来了，跟不上，又加上社会活动很多很多。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对人性宽容一点，我们也要对灾区里的普通人宽容一点，放他们一马，他们只是普通人。
主持人：
所以就是从吴家芳身上的两个极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说明我们看灾区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目光去关注。
白岩松：
没错，而且一定要约束我们自己，对别人宽容。有的时候我很担心我们会有这样的一种倾向，做事情的时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全躲；说话的时候，事不关己，谈性正浓，要求别人严，要求自己很松，我觉得可能面对别人要宽容一点。而且一定要深刻地理解人性，人性不是黑就是白，我们每个人都太复杂了，董倩也好，白岩松也好，或者电视机前的您也好，我们都是好中有坏，坏中有好，看放大哪一部分。
主持人：
今天我看到一篇报道，关于小朋友林浩的，就是说他父亲，实际上他家里面已经入不敷出，这个时候很多广告商希望林浩能够拍广告，然后他父亲说，因为他是地震的小英雄，我不能让他拍广告，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待这种情形？
白岩松：
我觉得这里头不仅仅是一个地震英雄的问题，可能也会去考虑孩子或者怎么样，但是的确有时候光扛着不行，死扛着不行，就是生活还要(继续)，回到四川也许对他家会好一点，打工也许更容易一点，或者怎么样，而且一下子也不能立即把自己的生活期望值调的特别高，每个人都有要约束自己和改进的地方。
主持人：
你看在地震中我们之所以有了那么多的感动，是因为通过媒体，我们看到了一个个人性中特别光辉的地方，但是现在生活渐渐回归平常以后，很多人性中其他的点就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尤其是媒体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白岩松：
正常、平常。我觉得它反过来会去教育我们，所有媒体人也会受到深刻的教育，比如说在未来，当然不是灾难，或者说遇到很多事件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有更多的侧面，我们也应该更多地只提供事实，而不是评价。我觉得事实本身是有道理的，更何况在这个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没有任何的不选择等等很多东西，如果我们更开放，更透明，不同事情的各种角度都会出来。
接下来考验的就是接受者，因为在一个媒体爆炸的时代，有可能你接受的是其他媒体写他另几面的你没看到，就看到这一个标题，这一个标题就深深打动你，于是你就印象深刻，也没必要。我觉得我们只要是更深地去理解了人性，有更多的宽容，这样的事情既不会有当初百分之百地造神，也不会有今天百分之百的愤怒。
主持人：
可是你说在地震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张照片当然会感动，对这么一个人，他是新闻媒体很关注的一个报道对象，他未来的一举一动都会在媒体的注视之下。
白岩松：
不，我觉得恰恰在大地震发生了几个月过后，现在进入到灾区重建的时候，强烈地呼吁一个，让四川灾区的氛围回到正常，我们要去面对四川灾区里头，我刚才说了，严格要求的必须严格要求，房子的质量、规划等等，包括政府部门等等。但是另一方面，对普通人，和对很多正常的生活秩序，他们也有犯错的权利，也有学习不好的权利，也有不诚实，或者也有偶尔奢侈的。
有一件事情让我很难过，过年的时候，当有记者去的时候，然后灾区的朋友说喝酒，哎呀，咱们不能喝好酒，说我们只能喝不好的酒，因为我们是灾区，还有镜头拍。我非常难受，其实过年的时候，如果没有这场大地震，他们可能也一咬牙会喝瓶好酒，也不会有人说什么。但是这个时候你看，在他的心里会有一种阴影，会有一种深深的压抑，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压力，他过年想喝一瓶好酒都会有一种负罪感，让四川灾区怎么重建呢？什么都要去考虑，我这个行不行，我这个对不对，尤其普通人和普通的事，压力变得这么大的时候，他们什么时候能够快乐起来？什么时候能够幸福起来？
主持人：
按照今天晚上我们的计划，本来在节目中应当是连线采访吴家芳，但是因为各种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我们联系不上他，但是我倒是觉得联系不上他，可能对于吴家芳来说倒是一件好事儿。
白岩松：
没错，其实开始他也未必很清楚地知道，说媒体给他放大成了什么样。因为什么呢？大家可以想像那段日子，因为那段日子你我都去过，那个时候能听个广播都已经是很奢侈的事情。我去了北川擂鼓镇那个地方的时候，发现千万不能像在北京一样自作多情，还以为我们电视的很多东西人家看得到，其实那个时候擂鼓镇能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已经很了不得了，那是镇书记、县长在那儿工作，才能听到收音机，才了解资讯。像吴家芳这样的，他们当时那种状况下很难很难看到电视，更不用说看报纸或者上网，因此大家神化他的过程或者等等很多，他未必了解，只是后来略有耳闻，略有耳闻之后做了正常的选择。
针对吴家芳这个事件，我注意到一个转折，在之前的时候，大家说的话很少，但是当他结婚，11月份领了结婚证，尤其12月28号去了深圳，跟妻子有了这样的集体婚礼之后，突然各种对他负面，说他人性中另一面东西的东西就出来了，是不是破坏了我们心中的一个神，或者说破坏了我们心中曾经塑造的一个完美的形象，我们想当然地塑造的那么一个东西，突然发现不是这样。我们有的时候也不能拥有一种道德感的残忍，什么意思？我一直支持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