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好，谢谢毛教授，刚才毛教授说到一个对比，就是说在国外的某些官员，一旦被引咎辞职，或者被免职之后，可能政治生命就完结了，为什么我们和他们有这么大不一样的地方？

　　王锡锌：

　　可能是官员在产生的机制上，首先产生的机制上有一些差异。当然官员的引咎辞职，或者说被免职，也要看它产生的适用。

　　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看到引咎辞职，可能是基于道义上的，某种道义上的责任，本身我并不负有直接的责任，这种道义上或政治上的责任，应该说官员我们形象讲，东山再起的可能性是有的，而且制度应当给他这样的机会。

　　但是有的官员可能是因为，比如说是因为品行，或者是因为重大的一种失误，或者是渎职而导致了这种问责，那么这个时候，应该说对这样的官员，可能要有更多的，即使他有可能复出，我们也要有更多的，我们这里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有非常充分的理由。

　　主持人：

　　说到理由，王教授，您觉得是引咎辞职这个标准不清晰占的分量更重？还是说各级各地政府对引咎辞职的执行不利占的更重，从现状来说？

　　王锡锌：

　　这两个问题可能都同时存在。首先我们来看引咎辞职，现在各个地方都有各种各样的规定，从中央的规定来看，我们前面已经分析了，就是在标准上，塑料有了一些杠杠，但是这些杠杠太原则化了。

　　主持人：

　　弹性太大。

　　王锡锌：

　　所以我们现在叫官员问责制是一个柔性的，或者叫弹性问责，而刚性问责相对来说现在比较缺乏，之所以刚性问责这个机制没有建立起来，我看最主要的还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原因是，我们现在问责制度主要是在系统内部封闭进行的，民众基于这种外来的这种监督参与，相对来说现在起的作用还比较小。

　　主持人：

　　这是一个。

　　王锡锌：

　　对。第二个，我们的问责机制比较温柔，而这种温柔本来是可以，但是温柔的问责应该与严格的法律究责，这两个要结合起来，所谓法律究责，我们现在对公务员，对官员。

　　主持人：

　　就是行政问责。

　　王锡锌：

　　不，我们有纪律处分，各种各样的行政处分，我们还有《刑法》上要有相应的如果说……

　　主持人：

　　我们有司法问责吗？《刑法》上有规定吗？

　　王锡锌：

　　我们当然《刑法》上有规定。

　　主持人：

　　但是我们用过没有？

　　王锡锌：

　　我们在一些个案中也用过，比如说一些违法侵占土地的这种情形，官员肯定是要问责，但如果你触犯了《刑法》，当然也会问责，但这种情况，一般温柔的问责和法律责任的追究，它的衔接不够完善。

　　主持人：

　　没有外部的监督，自己内部又温柔的话，这样就可以产生很多问题，也可以隐藏很多问题。

　　王锡锌：

　　隐藏很多问题，于是有些评论就指出，我们现在的这种问责制看起来是要为民去追责，要体现出有权必有责，但是在操作过程中，一方面因为标准过于宽泛，另外一方面，操作过程中弹性又过大，所以导致我们刚才说的行政问责制看起来声势很大，但是正在演变成保护官员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