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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
广东曲线恢复“五一”长假，把人们的视线再次聚焦到了公民的休假权问题上。对于围绕着假期展开的各种争论来说，“五一”假期的存与废可以算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而展开争论的各方可以看出都是从不同的出发点，站在不同的角度，各执一词。
刺激经济派，是以打旅游牌为主的经济派，被称为坚定的“保皇派”，他们认为假期的存废应该与经济直接挂钩，旅游对于扩大内需、刺激消费见效最快，对就业的拉动力也很强，一个人旅游可以拉动五个人就业。并且根据旅行社有关资料表明，在2008年之前，旅行社一年的营业利润中，“五一”长假的旅游收益占到20%到30%，因此，恢复长假对旅游业来说有重大利好，虽然有学者认为，黄金周拉动经济，刺激经济，其实是一种错觉，但经济派仍然坚持认为，在目前经济危机背景之下，恢复“五一”长假是具有刺激消费、拉动内需、振兴经济的特殊意义。
弘扬传统文化派：提倡取消长假，但并不直接针对于假期本身。他们认为应该要保护像端午节、清明节、中秋节这样的传统节日，应该列为法定假日来弘扬传统文化。而端午节和清明节离“五一”长假比较近，因此他们认为，有必要把长假取消，把假期设在传统节日里，并认为这样做有利于保护传统节日，继承优良传统。但很多网友对此认为，从一年的实施情况来看，效果也就一般般。
带薪休假派：他们的主要观点是认为，全国的人口如果都在同一时间出行，会造成交通堵塞和人满为患，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办法就是减少统一放假的时间，同时推出带薪休假。其实自从全国去年1月正式实行带薪休假制度以来，大概有40%左右的企业推行了带薪休假，但由于许多企业和单位目前是采用绩效考核制度，职工休假后势必会影响到收入，让很多员工对带薪休假望而却步。
刺激经济派的代表人士曾对带薪休假发表看法说，带薪休假对于中国的社会现实来讲，可以说是理想照进现实，就是说虽然我们看到了曙光，但是理想还远远不能代替现实。
众多派别众多理由，各方的理由看似都很充足，都可以成立，但彼此之间都有矛盾冲突，都存在问题，长假归去来兮，除了经济考量、民意考量之外，我们还应该考量些什么，为假期立法的着力点到底应该在哪里？
主持人：
王教授，关于“五一”长假的存废我们听到太多的声音了，我觉得这一次不能忽视的是一些专家的声音，尤其是有一些政府背景的专家声音。
比如说前面一个短片我们提到，发改委有自己的建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也有建议，国家旅游局也有自己的声音，各种各样的声音在里面，专家的声音我们听还是不听。
王锡锌：
有各种各样的声音首先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们前面谈到了，假日一旦法定以后，我们一定是要严格的依法去做，但是如果法定的事情做起来很费力，可能还需要考虑定法到底怎么定的。刚才您问到了，有专家出来，我们现在讲专家论证，特别是这里有民间的专家，有各种各样官方背景的专家，我觉得专家的声音当然有他们的技术理性这方面的一个优势，但是专家我们也要注意不能把它化、神化，比如关于长假能够拉动经济的说法，各种专家有不同的观点，我们到底听谁的，现在问题不是听不听的问题，而是有的时候声音太嘈杂，每一个看起来都很权威。
主持人：
我不知道谁的问题。
王锡锌：
没有办法听。
主持人：
我之所以问不同的声音听谁的，是因为不同的声音代表不同的利益，而“五一”节长假的存废能不能考虑民意，到底谁的声音能代表民意，专家的声音是其中一部分，地方政府说了，我之所以要延长“五一”假期，我也是替老百姓考虑，我想让老百姓有更多的休闲时间，希望能提振本地的经济，让老百姓有更多的钱，地方政府的考虑能不能代表民意？
王锡锌：
地方政府的考虑如果说要代表民意，当然不能首先由他自己说，我这种选择、决策代表了民意，民意的反映，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一个程序，一个开放的程序，让各种各样的有利益关系的民众参与进来，包括我们讲专家可能代表不同的利益，所以我们首先要强调，专家不能神化，就是要看到他们背后的利益，真正的各种各样的民众是自身利益最清楚的了解者，应该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
主持人：
您说到听听民众的声音，现在民众的声音呼喊得最响亮的，最容易被捕捉的往往是来自网上的声音，我们不妨看一个网络调查，这是最近做的，一共26万多人参与，题目是：你是否支持恢复“五一”黄金周？我们看到支持的比率占到了将近9成，您觉得网民的声音能不能代表民意？
王锡锌：
网民的声音我觉得也需要理性和客观地来看，网民的积极参与现在成为我们了解民意的一个很重要的渠道，但是如果你看，现在网络调查，其实我们不妨看一看两年前发改委要改革节假日的时候，也做了网意调查，而且它说超过八成的民众都是支持的。我觉得网络调查这一数据为什么原来是赞成调整，现在又赞成恢复，这里面让我们深思，网络要是有时候可能涉及到问卷者对问卷的设计，有时候它设计的题目让你不管怎么选，可能都是能够达到调查者的目的，而不是真正地反映民意。所以我有时候看到网络调查可能是一个技术的圈套，因此它代表一部分民意，但是可能这样的民意我觉得还需要与其他的因素结合起来。比如我们上一次调整的时候，关于网络调查者的身份没有农民，换句话说只是在城市里面这些人，我想如果我们从休息权、公民的休闲福利这个角度来说，可能需要考虑到社会公平，而这种社会公平我觉得也要从参与者的各种层次、各个群体这方面来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