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五四”运动的九秩之年。尽管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风尘，有时候，仍然发现，传统与现代，文明和野蛮，自由与强权之间的那条中隔线，是那样的细弱、模糊，且易断。

　　这样的感慨，缘于香港演艺圈带头大哥成龙最近的一番话，它让人感觉到丝丝不安———“有自由好还是没有自由好，真的我现在已经混乱了。太自由了，就变成像香港现在这个样子很乱，而且变成台湾这个样子也很乱，我慢慢觉得，我们中国人是需要管的。”

　　依我看，说话，写文章，很多时候，不仅是权利，而且，也是一种权力。语言的剑道进入政治社会的决斗场，可以针砭时事，裁判是非，但也可能混淆价值，制造毁誉。成龙是有身份的，作为艺人，他既有公共人物的身份，也有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这样的权力身份。这一切，决定着他话语权的影响力，一旦把屁股坐歪了，那实在是一件很可怕很危险的事。

　　现在，成龙这番“自由言论”，就让中国人很受伤。台湾、香港以及中国大陆的大量媒体，都发出了批驳成龙的声音。当然，说话与写文章，都是要讲求语境的，断章取义的事情，会陷于偏执，有失厚道。对于成龙这句“中国人是需要管的”，我也仔仔细细地分析了他的“发声情境”，生怕冤枉这位很有中国心的艺人。但事实证明，公众是清醒的，是很有智商的，这一回，成龙的确是说错话了。这样的人说错话，当然也就不是件小事情。

　　因为太自由，所以就很乱，这个谬误逻辑，是被批评无数次的旧命题。乱、自由、管制这三者关系，其实是政治社会学的常识。道理其实最简单不过，越是自由度很高的公民社会，越是不容易乱的，因为自由平等提供了一个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为了彼此依存共处，自然可以缔造出彼此都能接受的契约规则。不难理解，在这样的自由语境下，尽管也有管理，那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管理，比如，防止公权力的扩张滥用，防止政府浪费公共资源。

　　为什么成龙会说出这样很有些“脑残”的话呢?很显然，就与现在一些公共人物的话语权泛滥有关。在任何领域，都能看到一些公共人物的身影。比如，成龙说“中国人是需要管的”，是在刚刚结束的博鳌亚洲论坛上。说实在的，对于成龙出现在博鳌论坛这样的场域，我是很奇怪的。一直以来，在这个高层次的对话平台上出现的，多是政府、工商界和学术界领袖。然而，成龙也可以凭借名流身份走上这样的公共话语平台，不谈演艺而是谈自己很外行的民主政治，陷于“无知者无畏”的理论鄙陋，也并不意外。

　　龙应台有句话，很有道理。她说，自由与民主，差别就在这里：没有民主的自由，或许美好，但是政府赐予的，它可以给你，也可以不给你。这说明，没有平等的话语权，那将是多么可怕的事。而成龙那句“中国人是需要管的”，之所以很伤人，就是因为它包含着某种强权意识，把矛头直接指向民众，不是权力或者政府。在现实中，其实也经常听到这样的声音，而且多是来自那些既得利益集团。这种对公民的“管理”意识，实际上就因为担心公民自由威胁或者损害到他们自身的利益。现代公民社会，权力的本质是应该用来服务于公民的自由权利的，公权以“管理”的姿态多进一步，公民的私人权利与自由也就会随后退一步。

　　想当年，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对青年提出的第一点要求，就是“自由的而非奴隶的”;鲁迅干脆悲哀地说，中国只经历过两个时代，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然而，五四以降，近百年岁月流逝，现实之中却仍有太多的权力傲慢地守在自以为是的“传统”里，使本应自由平等、互相尊重的现代公民关系一再遭遇强权的割裂。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权力与精英的认识才能够从“中国人是需要管的”，向“中国人是需要自由的”进行普遍转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