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机场清洁工梁丽在垃圾桶旁“捡”到一箱价值超过300万元人民币的黄金首饰！她可能因这笔横财被司法机关以盗窃罪进行起诉。(5月11日《广州日报》)
深圳大学法学院教授吴学斌认为，根据案发过程，梁丽是把那个纸箱当成遗弃物拿走的，没有意识到纸箱里装有数额较大的财物，不具有盗窃的故意；梁丽在知道纸箱中装有黄金首饰后，没有将物品交公而是拿回家中，其主观上存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意图。所以，梁丽的行为顶多只是涉嫌构成侵占罪，而不应以盗窃罪定罪。绝大多数网民认为梁丽的行为不应以盗窃罪论处，但网民得出这样的判断更多的不是基于法理上的分析，而是基于与一些官员和富人涉嫌犯罪所受处罚较轻所作的比较。
如贵州习水县公职人员与不满14周岁幼女发生性关系，检察机关不是以强奸罪而是以处罚相对较轻的嫖宿幼女罪起诉；四川宜宾县国税局白花分局局长卢玉敏以6000元价格与未成年学生发生性关系，当地公安机关以其不知对方未满14周岁为由仅仅给予行政拘留15天的处罚等。部分案件的处置方式与结果，可以说突破了公众的心理承受底线，以至于当出现发生在平民身上的案件时，民众会将其与一些他们认为处罚畸轻的案件作比较。
网民为梁丽“打抱不平”，一方面折射出对部分有身份地位者被“重罪轻罚”的不满，另一方面又暗含着对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能在更大程度上得到实现的企盼。而这种“特别关注”背后隐藏的更为深层的社会心理则是，任何人身上都可能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案件，如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不能在更大程度上得到实现，则任何人都会有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可能。从该意义上说，“梁丽案”，折射出的是一种对平等权能否得到充分尊重、平等原则能否得到体现而生发出的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