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估计国际环境的严峻性
《瞭望》:现在,最难琢磨的可能还在于外部环境,这方面认识的深度和准确性可以说直接影响国内政策的决策。尽管近期国际环境有趋于稳定的迹象,但不确定性仍然没有大的改观。
刘煜辉:看当前的外部形势,三个事情要始终了然于胸。即便日后经济数据波折起伏,形势判断也不能出系统性偏差。
其一,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过程不可逆。所谓“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搭配在过去十年扮演着全球流动性的主“水泵”,美国消费变成中国储蓄,然后通过购买美国债券流回美国。在美国,资金暖流顺着其复杂的金融加工系统,让美国的房地产和股票水涨船高,极大地提高了美国家庭和社会的财富,这些财富再循环到消费市场。中美合在一起,全球经济才能变得均衡;分开来看,都是严重失衡的。
在未来数年中,中美经济体一定会有一个再平衡过程。美国高达72%的消费率将会重新回归到1970-2000年的65%。中国的工业增长也会从20%以上的高位回到10%甚至以下。与美国通过金融手段引发的“消费泡沫”类似,中国通过压低要素资源价格的“出口泡沫”,现在是到了临界点的“清算”时候了。
事实上1929年美国扮演的角色,恰是今天再平衡运动中中国的角色。在产能过剩的危机中,顺差国(生产国)往往更加脆弱。因为再平衡的拉锯战,对顺差国意味着产能收缩,对逆差国则意味着产能扩张。顺差国(生产国)要承担更多调整的成本。从1930年的例子看,当时的贸易顺差国美国,比贸易逆差国英国所受到的打击,要沉重得多。
其二,这是一场典型的债务-紧缩型危机。在经济异常繁荣期,随着资产的迅速膨胀,资产负债表变得越来越好看,过度负债的本质被深深地隐藏了起来。一旦经济增长趋缓,债务大量浮现,债务清偿导致资产廉价抛售。负债价值是不会掉的,但资产价值却快速萎缩——在硬的负债和不断下落的资产价格的双重压力下,所有部门资产负债表迅速恶化,全社会突然面临急剧的信用收缩。
美国家庭负债率2007年攀上了114%的顶峰(占GDP的比例),而十年前这一数字是64%。美国国家负债率2007年是350%,而十年前是250%。若回归十年前,意味着美国政府、企业、居民和金融部门至少要减掉6万亿美元以上的“赘肉”。
由于信用紧缩和资产价格下降,被暴露于过度借贷的危害中的美英消费者所能做的唯一选择,就是增加净储蓄,以缓冲家庭净财富的萎缩,而这只能通过减少举债或提高储蓄率来实现。以消费的放缓为代价的储蓄增加,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实体经济基本面恶化的速度和程度。
失业增加,收入下降,消费者又要进一步紧缩开支,一个恶性的循环。这注定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经济行为的调整。历史证明资产负债上的衰退通常是长期持久的,而其后的恢复过程也是缓慢无力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说世界可能跟日本一样要进入“失落的十年”,并非虚妄。
其三,这是一次全球经济长周期增长的谢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发生在美国,以信息、网络技术革命为主要内容的“重大创新活动的群集”,大大促进了美国经济的繁荣发展,“新经济”由此而出现,并推动世界经济30年的长周期上升阶段的出现。
世界经济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根源还在于:过去十年中,世界的科技水平总体原地踏步,经济增长最本质的动力失去之后,一旦借助房地产投资和信贷消费的泡沫化推动资产型经济模式不能维持,世界经济必然陷入到一次严重下滑中去。
带领世界经济进入下一个长周期的载体在哪里?现在还看不到,美国也在寻找。“奥巴马新政”正在做的就是,带动创业活动的集群式迸发,用新的财富创造机制去填充天量的债单。依据公允会计准则计算,美国联邦债务总额高达65.5万亿美元。
《瞭望》:这个背景下的全球贸易环境想必也不容乐观?
赵晋平:根据世界银行和联合国贸发会议预测,2009年全球贸易将下降11.5%,直接投资下降30%~40%。实际上,这一判断是在预计2009年全球出现二战以来最严重经济衰退基础上作出的。但是,即使下半年主要国家经济触底反弹,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短期内仍然难以恢复增长。原因在于主要国家经济下滑趋势放缓或回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产业救助和经济刺激计划的作用,而这些政策立足于国内需求增长的需要,对外部市场的需求拉动作用十分有限。
如美国的再投资计划,主要集中在新能源开发、节能改造、教育、医疗等进口需求弹性较小领域;基础设施改造的材料需求附加了只允许购买美国产品的条件。对减缓本国经济衰退产生了积极效果,但贸易伙伴的受益相应减少。今年一季度,美国进口下降29.7%,高于出口降幅7.4个百分点。同期,欧元区、日本的进口也分别下降了20.9%和26.9%,4月日本进口又下降36.8%。
更为严重的是:今年以来,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明显增加,全球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可能进一步恶化。美国、欧盟和日本通过一系列加强检验检疫、调整原产地规则、提高环保标准等措施设置贸易壁垒,部分国家的法规、政策调整明显表现出限制本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政策意图。1-4月,共有13个国家(地区)对我国产品发起“两反两保”调查38起,案件数同比上升26.7%,涉及中国出口额同比增长1.9倍。来自贸易伙伴的各种贸易保护行为将显著加大中国的出口困难,增加企业损失。
汇率波动是影响贸易活动又一个重要因素。去年9月以来,虽然美国的金融机构损失惨重、经济急剧下滑,但在避险情绪推动下,国际资金涌向美元资产,美元不降反升,欧元、英镑、澳元对美元迅速贬值。受以上因素影响,按照月度平均值计算,截止到今年3月份人民币对日元、欧元、英镑和澳元分别同比升值0.8%、23.4%、46.8%和44.3%;对卢布和韩币升值更是高达50%以上。
我国企业的出口成本明显提高,竞争压力显著上升。3月份以后,美元出现贬值。人民币对其他货币升值趋势略有缓解,但短时期内无法回归危机前水平,同时还将承受对美元升值压力,出口的外部条件短期内难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