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关注北平和谈
在住进中南海之前，双清别墅一直是毛泽东进行重要政治活动的所在地。在这里，毛泽东会见了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尽管谈判没有达到和平目的，但揭露了蒋介石、李宗仁假和谈的阴谋，并留住了南京和谈代表。
从毛泽东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到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闭幕的两个半月中，四分五裂的国民政府对“全面和平”喊得越来越热闹了。
在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兵临长江、南京城内已微闻炮声的情势下，众叛亲离的蒋介石被迫“引退”，于1949年1月21日离开南京，由李宗仁出来代行“总统”职务。但蒋介石实际上仍掌握着对国民政府残存的大权，并在计谋放弃大陆经营台湾的计划。李宗仁在蒋介石“引退”的第二天，发表声明，表示“中共方面所提八条件，政府即愿开始商谈。”看起来，李宗仁政府似乎愿意以中国共产党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其实，他也只是想通过和谈，同中共实行“划江而治”以保住国民党统治的“半壁江山”。
毛泽东对这一切自然看得很清楚，但他为了减少战争对人民的损害，早日实现和平，还是复电李宗仁表示愿意同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并托人转告李宗仁、白崇禧：“不要相信蒋介石的一套，桂系应准备实行和蒋系决裂，和我们配合解决蒋系，才能站在人民方面。”
2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在石家庄西柏坡接见了以上海和平代表团名义赶来的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四人，就国共和平谈判及南北通航、通邮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经过两天会谈，双方确认：“谈判以中共与南京政府各派出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谈判以中共十四日声明及所提八条为基础，一致成立协议立即开始执行。”
就在这一天，李宗仁正在广州劝说迁往那里的国民政府行政院和立法院迁回南京，遭到行政院长孙科的坚拒。一听到新华社广播愿同他进行和谈的消息后，立刻在2月25日从广州飞回南京，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决定了他们的“对共和谈三项原则”：
一是和谈双方必须建筑在平等的基础上。共方不能以战胜者自居而迫我接受屈辱条件；
二是有鉴于铁幕内各国之惨痛遭遇，政府断不应接受由中共作为执政党之联合政府。政府为此应向共方提议划江而治；
三是中共所提八条要求，政府决不能全面接受，只能在两个政府共存的原则下，以其为谈判基础。
这个“三原则”实质上仍是蒋介石的那一套，李宗仁自己心里也很明白。他后来说：“当然我也完全知道，除非我们能守住长江，使共方在谈判之外，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他们是不会根据此三项原则来和我们谈判的。至于长江是否能守住，那当然又是另一问题。”
毛泽东到北平后处理的第一件事，就是同国民党政府的和平谈判。3月26日，即他们到达北平的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知南京政府：和平谈判开始时间为4月1日，谈判地点为北平，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为周恩来，以1月14日毛泽东对时局的声明及其所提八项条件为双方谈判的基础。4月1日，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北平，首席代表是张治中。从2日到12日，先由双方代表个别交换意见，磋商、酝酿协定的方案。
4月8日，为了推动谈判顺利进行，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张治中。他看了李宗仁的信后对张治中说：德邻先生虽同意按八项条件作为基础进行谈判，看来对战犯的问题还是不放心，你也感到有困难吧?好，为了减少你们代表团的困难，可以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的名字。又说，和谈方案先由中共方面草拟，拿出方案后再正式谈判就容易了。将来签字，如果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童冠贤等都来参加就更好。
对于今后的建设问题，毛泽东说：“今后，我们大家来做的，大家合作做的，当然最重要的是共同一致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开展伟大的生产建设，使国家人民稳定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毛泽东同张治中长谈了四个小时，还邀请他一起吃午饭。张治中得知毛泽东、周恩来已一天一夜未睡，就告辞而归。
第二天，毛泽东又同南京代表团的邵力子、章士钊交谈。第三天，同黄绍竑、刘斐谈。毛泽东在询问了黄、刘到北平的生活情况之后，对刘斐说：“刘先生，你是湖南人吧?”刘斐说：“我是醴陵人，与主席邻县，是老乡。”毛泽东很高兴地说：“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哩!”刘斐说：“蒋介石打不下去，让李宗仁出来求和。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和平是大势所趋。”毛泽东说：人民的要求，我们最了解。我们共产党是主张和平的，否则也不会请你们来。我们是不愿意打仗的，发动内战的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嘛，只要李宗仁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接着又说：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哩!并扳着指头对刘斐、黄绍竑说：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国帝国主义靠不住；第三，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然还没有残破，但那点子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现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为了和谈，他不搞和谈，这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哩!他踱了几步后说：我看六亲中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只要你们真正和谈，我们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是守信用的。
毛泽东留下黄、刘二人一起吃饭。当谈到各人的爱好时，刘斐趁机将他心里还有疑虑的一个问题试探地问毛泽东：“您会打麻将吗?”毛泽东回答说：“晓得些，晓得些。”刘斐接着问：“您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刘斐回忆说：“毛主席听了差点失笑喷饭，立即说：‘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我也会心地笑地了起来。”
为了促成和谈成功，毛泽东还作了许多相应的部署。从4月2日至11日，分别致电总前委邓小平、陈毅，第二野战军领导人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第三野战军领导人粟裕、张震，告诉他们：一、李宗仁、白崇禧要求我军勿攻安庆，驻安庆桂军可以撤退等语。我们认为可不攻安庆，让安庆守军向武汉撤退；二、依据谈判情况，决定我军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15日渡江推迟到22日；三、目前数日内(11日至16日)请令各部不要发生任何战斗(尤其是芜湖、镇江对岸)。
4月13日晚，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举行第一次正式谈判，讨论由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和平协议方案。张治中回忆道：“当时(南京政府)代表团同人有这样的一个共同认识：对国民党方面，认为失败是肯定的，我们既然注定失败，何必还一定拖累国家和人民。”他们在会后提出一个修正案，包括修改意见四十多条。中共方面经过研究，接受了所提修改意见中的过半数，形成《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14日，
毛泽东致电前线指挥员告诉他们：“张治中等表示原则上接受我方草案，仅在个别问题上有意见。惟南京李、何、白、顾等是否能拒绝美蒋干涉(此种干涉现已加紧)愿意接受，则尚无把握。”要他们做好多种准备。
15日晚，谈判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议。张治中回忆道：这次会议以后，“代表团一致的意见，认为尽管条件过高些，如果能了解于‘败战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不囿于一派一系的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因此，在代表团内部“大家表示只有接受这个《国内和平协定》为是。”并决定派人带文件回南京去，劝国民党政府接受。16日，毛泽东又致电前线指挥员：“南京是否同意签字，将取决于美国政府及蒋介石的态度。如果他们愿意，则可能于卯哿(4月20日)签字，否则谈判将破裂。”他历来主张遇事要作好应付各种可能的准备，叮嘱前线指挥员：“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于二十二日(卯养)一举渡江成功。”
4月16日，黄绍竑和屈武由北平飞回南京，何应钦、白崇禧、张群、夏威、李品仙及一大帮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都到机场欢迎。他们把黄绍竑接到李宗仁官邸。接着白崇禧、夏威等人也来了。李宗仁和一帮桂系头目，带着焦急的心情望着黄绍竑，等待他拿出国内和平协定来，先睹为快。黄绍竑先作一番说明。他说在北平谈判中，南京去的代表已尽了最大努力，经过激烈的争论，三番五次的修改，才力争得到如今比较好的条件。
随后，李宗仁、何应钦一连两天在总统府召开会议正式讨论《国内和平协定》的问题，并由张群带着“协定”去溪口向蒋介石请示。与此同时，李宗仁又连续两晚邀约白崇禧、李品仙、夏威、邱昌渭、程思远等桂系头目开秘密会议。不久，张群带文件去溪口请示蒋介石，蒋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到20日那天，南京政府正式宣布拒绝了《国内和平协定》。
4月20日子夜，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4月21日晚12时，南京代表团接到李宗仁、何应钦电报，要求其回南京复命，随即派专机来接。
经中共代表团恳切挽留后，南京代表团表示坚决留下。同时，周恩来指示上海地下党组织，秘密将张治中的家属随专机送到北平。张治中无后顾之忧，也不再坚持“复命”了。
国民党方面的专机于4月25日飞回去了。张治中留在北平，思想上很矛盾，感到很苦闷。毛泽东、周恩来等亲自和他谈话，帮助他解开思想上的疙瘩。
毛泽东领导的北平和平谈判实际上揭开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序幕。这场斗争揭穿了国民党反动派假和谈的阴谋，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基本立场，深刻地教育了人民，教育了一些曾幻想走中间道路的同盟者。南京代表团的全体代表后来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后都参加了政府工作，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3、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