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些地下钱庄是如何做到巨大的资金周转又不被察觉的呢。经济半小时栏目曾经报道过在广东破获的一起金额高达40多亿的杜氏钱庄案，从警方查获的杜氏钱庄的交易现场看，只有少量千元现金，更多的则是大量的身份证和银行卡，共计查获各种银行卡90张，网上银行密匙40个，存折67张，用于转帐的身份证11张。
深圳市外汇管理局检查处办案人员： “都是用别人的名字开的账户，估计是他们买来的，他们不用自己的身份证开户。”
据警方调查，杜某的钱庄平均每三分钟就可以完成一笔转账业务，而每一笔业务会按照1.5‰-2‰的标准收取手续费，以此计算，杜氏地下钱庄一年的交易金额达43亿元，其手续费用收入估计超过了千万元。而客户涉及了31个省市。
而地下钱庄的转帐，就采取了国际上通称的替代性汇款机制，比如客户想把人民币转换成港币，就采用片中开头所说的那种方式，先把人民币打入钱庄指定的人民币账户上。
深圳市外汇管理局检查处办案人员：“境外的话，钱庄在境外有个转换行，它就通过转换行打到境内的公司指定的境外的账户上，等于资金是两头走的，境内的话提现的是人民币资金，境外提现的是外汇资金。”
由于资金这种两头分别走的方式没有进行实质性的跨境流动，增加了地下钱庄活动的隐蔽性，给侦破和取证工作都带来难度。
深圳市外汇管理局检查处办案人员：“因为在境内提现是人民币资金的划拨，人民币资金的划拨相比外汇资金的划拨限制会很少，我们后续的取证也会有一定的困难，只是单边的取证不能说他这笔人民币资金划拨有什么问题，除非能证明这笔人民币资金的划拨相应的有对应的外汇资金划到了它境外指定的账户，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而事实上，杜某本人的身份同时也是香港一家人民币兑换行的老板，专家告诉记者，地下钱庄的背后，往往就是香港的各种财务公司，货币对换行。
黎友焕：“按照我们的理解，我们所谓的在大陆经营跨境流动，跨境资金流动的这样一些组织和个人，他的后台老板绝大部分在港澳台，不在我们境内。”
黎友焕多年从事《境外热钱研究》，并且是这一课题组的负责人，他认为，不同地区的外汇管制制度，是地下钱庄难以监控和打击的重要原因之一。
黎友焕：“实际上在港澳台和境外，被我们定义为地下钱庄的，他们叫财务公司，叫金融公司，他们是打开大门做生意，甚至还要去做广告，拉生意，兑换外汇这样的生意，但是在港澳台是合法的。”
由于在港澳台地区，货币兑换是开门做生意，这就给他们在大陆从事地下货币兑换提供了很大的生存空间，也为逃避内地的监管提供了便利条件。
黎友焕：“他们现在不担心有安全，大家都觉得被打击地下钱庄的太少了，而且就是内部出问题，不是内部出问题，你根本监管部门打击不到，地下钱庄的组织，它的严密性，这个是很高的。”
自2007年9月至2008年10月底，央行联合有关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雷霆行动”，协助警方破获地下钱庄案件45起，涉案金额约1053.1亿元，尽管成果显著，但是黎友焕表示，没有暴露的地下钱庄的数量远远超过人们想象。
黎友焕：“你说现在有个部委说，一个年度打击了两百多个地下钱庄，那么我敢说是不是有10倍以上的地下钱庄还没被打击，假如说10倍的话有多少地下钱庄，那被打击的竟然有几十个亿的话，这笔帐又是一笔什么帐，数一数，真的有点怕。”
热钱涌入，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由于地下钱庄采取一头打钱另一头取款的方式，为热钱入境暗度陈仓，所以监管和打击难度都很大。而对多年追踪热钱的黎友焕来说，从地下钱庄的经营状况可以掌握热钱涌入内地的线索，进而通过它们的流速和流向，分析它们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按照通常统计热钱的方法，在国家外汇储备中，除去能解释的贸易顺差和FDI，剩下的不可解释的部分就是热钱，而2季度，这个数字高达879亿美元，尽管879亿美元的绝对增量没有前几年高，但占外汇储备增量的比例高于前几个季度。这个变化，引发了人们对于热钱进一步投机的担忧，而黎友焕认为，实际数据要比这个大得多。
黎友焕：“首先可统计的那部分是否有热钱，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们这几年在考察地下钱庄的运作方式的时候，地下钱庄把对外贸易作为最大的跨境流动资金的第一渠道，外商投资这一块也是地下钱庄常用的一个主要渠道之一，那么就等于我们可计算的以为是合法的所谓的贸易所得和外商投资，这一块也存在很大成分的热钱。”
记者：“你认为热钱可以统计清楚吗？”
黎友焕：“现在看来是不可计算的，因为我们没办法统计有多少的这样的跨境资金进来。”
黎友焕告诉记者，虽然不能计量跨境资金具体的数量，但是却可以把握资金流动的总体趋势。黎友焕在进入广东省社科院之前，曾经在外经贸单位，工商局工作，并担任过外贸公司总经理，他的从业经历，使他形成了比较独特的观察的热钱流动的方法。在多年的实践中，他与100多家地下钱庄建立了课题研究联系，他的分析样本就来自这100多家地下钱庄。
黎友焕：“比如我们现在就针对某一个地下钱庄，它每个月，每一旬它做的资金跨境流动的总量，出了什么样的变化；第二，他们来的，委托他们做的资金，是什么样的资金，究竟是港澳台的资金还是欧美的资金，是储蓄资金还是投资资金，然后我们也跟踪了解到，这个钱进来之后，它干嘛去了？假如说有很多地下钱庄都调查出这样的结果，我们就似乎可以来个结论，有可能在某个领域，可能会出现问题。”
这是黎友焕所做的境外资金入境走势图，跟采用传统计量方式作出的图表相比，资金量变化总体趋势接近，而黎友焕认为，相比而言，课题组监测的数据，最大优势是及时。现在每月每旬他们都能及时作出境外资金异动的报告。而他目前的结论是，从今年四月份起，热钱呈现出加速流入的态势。6月份开始，流入速度已经达到自2002年起的最高点，并在7月份呈现出今年以来首次净流入的态势。
记者：“前一段跟热钱有关系吗？”
黎友焕：“我们现在最新的研究表明，这几个月，尤其是6、7月份，绝大部分流向股市，我们最近也跟很多人在探讨这样的问题，也有些热钱的持有者主动来向我们了解股市的未来发展方向，我觉得是很多人，他们很多人都说，一个资本市场，不使它泡沫化的话，就投资是赚不了钱的，特别他们认为这几个月的，国内的房地产市场和股市就是赚钱的最好时刻。
事实上，从今年3月到现在，有“资金自由港”之称的香港，热钱流入的势头远远超过内地。为了抑制港币升值趋势，维护联系汇率制度，金管局已经连续半个月向市场注资，这直接造成了香港银行体系总结余增至2330亿港币左右，而该数据的历史正常水平约为200亿-300亿港币。而巨量热钱入港，自然引发人们对热钱进一步涌进大陆的预期。
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行业分析师戴志锋：“资金像水一样，自由流动，中国有管制，由于香港到内地比较畅顺，钱可以先流到香港，香港就像一个蓄水池，先等着，观察国内经济发展情况，如果有什么新的动向，就进来了。”
中国社科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香港和大陆的贸易量很大，可能通过这些渠道，假道贸易的方式很方便。”
对于热钱屯兵香港，是否意在大陆，目前专家们还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但是，以短期投机为主要特征的热钱，进入新兴市场寻找机会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近段时间以来，上证指数今年以来上涨近8成，房地产市场至今连续5个月加速上涨，而由于股市较楼市受益更快，因而更受“热钱”追逐。
刘煜辉：“进来的钱主要吸引力是资产的价格，未来的两三年内，不找到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不会有太大的机会，但是中国不一样，政府强大的加杠杆的实力，经济刺激的动力，所以经济短期内有比较好的成长，成为资金避难所的重要因素，所以人民币资产容易受到追捧，对境内资产价格上涨有推波助澜作用，资金大量涌入国内，刚刚开始，越到后面，压力越来越强，规模越来越多，趋势短时间内挡不住，而且会有加剧的态势。”
刘煜辉告诉记者，中国作为贸易大国，监控热钱的成本非常高，因此对待热钱的方式不应该是强堵，而是疏导。央行近期采取的货币政策微调，局部抑制了资产价格持续升高的预期，但是，根本的措施应该是调整经济结构，使之更加合理。
刘煜辉：“把扩张政策尽快引导到国内作结构调整，一个是民营资本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更多的资金进入实体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消解虚拟方面泡沫化的压力，美国如果出现新经济亮点，类似于网络科技股，很肯能引发全球资本逆转，回流时，一旦经济结构调整没有到位，高估的资产价格泡沫就有破灭的风险，中国经济通缩，所以关注资本流入的同时要加大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
半小时观察：如何让“热钱”变“冷钱”？
在去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经济就曾经面临过一轮热钱涌入的浪潮。时隔一年之后，热钱再度回潮，一方面因为很多国家央行实行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全球流动性过剩，再加上美国房地产金融神话破灭之后，国际游资不可避免会更加关注经济稳定、率先回升的中国市场。
虽然，两次热钱浪潮具体原因不太一样，但推动热钱流动最根本的动力，还是此消彼长的各国经济实力。只要中国依然延续了经济增长走势，依然担当着世界经济发动机的角色，依然在新兴市场中是一个佼佼者。我们就应该充分意识到：也许各种政策限制措施，可能增加热钱流入的成本、拖延热钱流入的时间，但只要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没变，热钱持续流入的大方向就不会改变，这也正是地下钱庄难以靠打击来根除的原因。
正因为热钱流入是大势所趋，因此，我们如何面对和处理热钱上，应该拿出更加客观，更加长远，更加符合经济规律的眼光。毕竟，中国经济的增长还需要保持长期稳定的投资，这些投资不仅来自政府，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市场，跨境流动的资本就是其中的重要一块。只要管理层能够维持市场监管的规范，警惕资产泡沫的产生，只要中国经济依然充满活力，能创造更多的财富机会，跨境流动的资本就能作出理性选择，热钱变成冷钱，短线变成长线。
从历次金融危机的过程看，热钱最大的危害在于它会在推高资产价格，获得丰厚回报之后，突然大规模套利撤离，给资本金融市场带来震荡。如何把这部分投机资本的危害降到最低，为中国经济吸引更多地资金？这对金融监管层无疑会提出更高的要求。但最根本的决定因素，还是在于中国经济自身是否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