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8月18日《成都日报》报道，近日，江苏盐城市盐都区法院以“投放毒害性物质罪”，对盐城市“2·20”特大水污染事件嫌犯、原盐城市标新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文标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同时合并其他罪行，决定对其执行有期徒刑11年。

　　这是中国首次以投放毒害性物质罪判处污染环境者，此前，类似案件均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二者的明显区别在于，投毒罪的法定刑期更长，甚至可判死刑。

　　对此，赞成者认为，企业的排污行为后果严重，必须严惩；反对者则表示，为了加重处罚力度而勉强变更罪名，加重处罚，有违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

　　这让笔者联想到了另一起因罪名变化引发争议的案件。7月23日，成都市民孙伟铭因醉酒无证驾驶导致4死1重伤，被成都市中级法院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在全国亦属首例，此前的罪名都是交通肇事罪，刑期一般不超过3年。

　　启用新的罪名处罚违法者，到底是一种创新还是枉法裁判？是合乎法理还是合乎情理？是顾及民意，还是法律滞后？

　　近年来，一些地方竭尽全力地招商引资，而忽视了企业污染对环境的破坏，对人们身体健康的损害。尽管相关部门查处、关停了一些污染大户，但并未遏制住企业以最少成本谋取最大利益的冲动，当地百姓赖以生存的环境仍在进一步恶化。在交通领域，随着汽车保有量的增大，交通违法行为尤其是酒后驾车也在增加。时下，对这两类违法行为加重处罚的呼声日渐高涨。

　　一边是有关部门在依法查处，一边是违法行为不降反升，这说明固有的处罚措施和手段已经不能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说明法律面临着新的犯罪形势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上述两个案件首次启用新罪名判决的确是破冰之举，而不是对民意的简单回应，更多的是针对违法行为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趋势所做出的适时调整。它在提醒人们，违法行为后果的延伸和恶化会导致法律性质与法律责任的变化，并告诫人们，要敬畏法律，不要自以为处罚不重、代价不大，便心存侥幸，轻易逾法。比如说，当食品或者药品被添加了不应有的成分，就不仅仅是质量问题，而极有可能威胁诸多人的生命。

　　此外，在罪名变化和刑罚明显加重的过程中，有个问题不容忽视，即“同案不同判”。类似案件不管发生在何地，应该受到大致相同的处罚，这事关法律面前能否人人平等。如果有关部门认为这样的判决合法、科学、必要，应尽早给予肯定和明确，并通过建立、完善案例指导制度，推广开来；而如果认为这么判不合适，也应及时给予指导、纠正，以免个别犯罪人付出额外代价。实现同案同判，“全国一盘棋”应该是一种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