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新中国悲喜交集。喜的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工业化运动取得重大成功；悲的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大批民众逃向资本主义的怀抱，这直接导致“阶级斗争”的星星之火落在了中国。此后近20年，“以阶级斗争为纲”掀起巨大的政治动员力撕裂中国社会，直到在“文化大革命”中登峰造极，社会陷入动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此后，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一直被强调到国家大局的高度。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在社会群体性事件多发、社会成员维权渠道不畅、维护社会稳定成本高企的现实中，“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已经大面积演变为考核硬指标，地方官员压力空前增大。

　　最近几年，我们党的重要会议文件已多次将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共同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在确保社会稳定的基础上，一个结构更趋合理、运行更趋规范的有序社会，已经成为党和政府社会建设的目标。

　　从社会稳定到有序社会，这一目标转换意义重大。有序是相对于社会稳定而言的，它属于更高层次的状态，稳定是表象，有序则是内在。为此，建立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的课题被摆上议事日程；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探索积极推进；调解被大量运用于司法领域，以期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专家指出，对于行进在民族复兴进程中的中国，“稳定压倒一切”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但今天中国的稳定已无法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府控制来实现，而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社会成员权利状态稳定，来自于社会利益表达渠道的畅达和利益协调能力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