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的一项引人注目的议程是“研究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建问题”。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庆典临近，中共中央重点研究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建问题，“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意义重大而深远。

　　六十年前，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曾以“赶考”比喻进京城：“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决不当李自成。”一九五二年，被“糖衣炮弹”击中的刘青山、张子善被处决，新中国的第一大案敲响拒腐防变的长鸣钟。

　　三十年前，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最担心的就是“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导致两极分化”。可以说，与中国改革开放相伴而行的，始终是坚持不懈的反腐蚀、反腐败！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一项项大案落槌，显示了中共反腐能力和决心。中共中央党校反腐专家林喆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对新中国成立后反腐败工作做了总结和分析。

　　六十年来的高官落马案件，可以开出一长串的名单：陈希同、李嘉廷、胡长清、成克杰、程维高、刘方仁、郑筱萸、刘志华、陈良宇……这些名字成为反腐败成果的“标示物”。惩处密度及官员级别大大高于以往，也说明了当局反腐的力度在加强。

　　而涉案金额上，越来越骇人听闻：余振东等，四十亿；褚时健等，一点八亿；王宝森，一点二五亿；今年七月，每天挥霍四万元的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被认定受贿一点九六亿元……

　　而腐败现象出现的新情况令人警觉，林喆从收到的五箱民众来信中得出“腐败落势化”，即贪腐向基层渗透趋向明显，权力观念的腐败开始蔓延。

　　这位从事反腐败研究十余年的专家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原因，官员可操作的空间相对较小，因此贪腐相对较难，“加之信息不透明，监督不足，因此腐败现象显得较少。”但改革开放后，由于当时经济已经逐步向市场经济发展，逐步推行“价格双轨制”；而政府尚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掌握了大量的审批权力，这为部分政府官员利用公权力从事腐败活动提供了机会。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生活作风问题”是一个很严重的罪名，到了九十年代，这似乎已司空见惯。很多人认为，“生活作风”属于个人问题，并不能算是腐败。但如今，多数贪官均有包养情妇的问题，这往往成为官员迈向腐败的第一步。

　　进入新世纪，当局在注重自上而下推进廉政建设的同时，力推“自下而上”的民众监督形式。二〇〇三年，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建立网络举报平台，二〇〇五年十二月底，中央纪委、监察部首次公布了中央纪委信访室、监察部举报中心的网址。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二日，检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开通，举报网站同时更新。

　　官方高擎反腐利剑之际，民间的新兴反腐力量也在崛起，而互联网凭借其独有的优势成为民众的重要反腐平台。南京“天价烟”局长周久耕、深圳“猥亵女童”局长林嘉祥、徐州“一夫二妻”区委书记董锋、忻州市繁峙县岩头乡吸毒嫖娼干部……就被网络监督斩下马来。

　　腐败案件的变化趋势反映了不同阶段的反腐败策略，从不同时期所查处的腐败案的特点，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反腐败战略的整个变化脉络：中国的反腐败斗争在向着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在制度建设方面，其实中共已初步形成了一系列比较有效的监督制度，如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述职述廉、民主生活会、信访处理、巡视、谈话和诫勉、舆论监督、询问和质询、罢免和撤换以及审计和申报制度，等等。

　　作为快速发展和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在反腐败问题上的一举一动都吸引着世界的目光。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警告，“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并明确“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将反腐败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

　　反腐倡廉一甲子，中共铁面不手软。相信十七届四中全会之后的中国，又有反腐倡廉新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