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10月17日报道 这些天，一部引起诸多争议的地方性法规——《山东省义务教育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正在公开征求意见。10月下旬，山东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还将举行立法听证会，听取民众对这部法规草案的意见和建议。

　　这部法规草案的最大争议点，在于它明确规定，在职教师不得从事有偿家教和兼职活动，从而在教育界、学生和家长中引发了激烈争论。

　　老师故意设小灶家长花钱买“公平”

　　“是该好好反映反映了！老师平时在课堂里不好好教学，连最基本的内容都要孩子们去家里听有偿辅导，这都违反义务教育法了！”一提起补课，杨阳(化名)的嗓门就高了起来。

　　杨阳的孩子上小学三年级，班里一半以上的学生周末都去任课老师家上课。“其实周末也挺想让孩子好好休息休息的，但别人家孩子都去，没办法啊，不能比人家落后啊！”杨阳妻子说。

　　中国青年报记者问她身边的孩子：“你们去老师家学什么课程？”

　　“老师上课的时候先让我们自己看书，然后讲半节课，剩下的内容我们周末去老师家里上。”小男孩牵着妈妈的衣角嘟囔着说。

　　“这倒好，一节课掰成两半上，平时在学校上一半，周末在老师家里上一半，这不是折腾孩子吗？这真是‘事倍功半’！孩子应付学校里的功课已经很辛苦，现在，周末也没有休息，无非是老师为了多挣几个周末补课的钱。”杨阳说。

　　蒋文(化名)的孩子成绩不错，她以前一直认为用不着去老师家补课，可后来发现孩子放学回来时经常耷拉着脑袋，就问他为什么不高兴。“孩子说，老师上课时很少让他发言，课堂上讨论了好多有趣的事，也是周末在老师家讲的，别的同学一说都能笑起来，而我们家孩子听不明白，笑不起来。”

　　中国青年报记者向同校多位家长了解到，有的班级老师上课提问时，只把发言机会给那些周末去补课的学生，有集体活动、演出时，只让那些补过课的孩子露脸。

　　“小孩子如果感到在同学中间被孤立了，就会很伤心，放学回来一直跟我们哭。后来我们没有办法，只能随大流让孩子周末去老师家了，就算是‘花钱买开心’吧！”蒋文无奈地说。

　　“这就是老师的师德有问题了，对别的孩子就太不公平了！”杨阳说。

　　禁令一出，引起了网友热议，也有教师倒苦水。

　　“我参加工作17年，去年要了一套不足90平方米的房子，花去了我所有的积蓄，还欠下了将近20万元的债务，算一下，现在工资高一些了，还需要7年才能还清。可怜啊！我们就不能充分利用自身资源来挣些外快吗？我们不补课，学生的钱都让别人挣跑了。”一位教师说。

　　一位中新网友说：“按劳取酬，别的职业可以兼职，为什么教师不能？”

　　夫妻都是教师的一位网友持反对意见：“义务教育阶段这个口子不能开。你不能要求所有的教师都有很高的职业素养，都具有很高的道德标准，相当一部分班主任会用他的权威要求学生去他自己开的小灶吃饭，甚至会打压、孤立不吃小灶的学生——这种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

　　“我也是高中的老师，确实有一部分学生需要补课。不然真的不行呢！我建议，应该有个规范，老师最好不要给自己班级的学生补课。因为真的说不清楚，你到底是不是上课故意留一手，或者你上课是不是没有认真讲……”有天涯网友建议说。

　　一位网易网友为孩子抗议说：“为什么孩子考试的时候竟然有课堂没有讲过的内容，而参加家教班的孩子基本都能对答如流呢？当老师的也许有难处，但我们绝不允许老师也铜臭……不然我们的孩子还有希望吗？”

　　有偿家教：存在即合理？

　　目前，中小学在职老师搞有偿家教、兼职几乎成了公开的秘密。2008年中国社会调查所对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哈尔滨等六大城市的一项电话调查显示，被访问的大部分老师都选择在暑假给学生补课。其中40%的人选择了给学生补课；16.7%的人选择自己开辅导班。综合分析数据显示，尽管在暑假，仍有约六成的老师在教课。

　　在岗教师搞家教，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有人支持是不是就有存在的意义呢？中国青年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学者和教育界人士。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学辉认为，目前社会上有偿家教开展得很红火，并非没有生存空间。“这样看来，有偿家教反倒是在一定程度上很好地迎合了市场的需求。”

　　王学辉从法律的角度来分析，认为教师校外教学的问题，首先是教师作为劳动者的权利与义务的界限问题，其次才是信用问题和师德问题。

　　“如果教师在做好了本职工作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从事一些收费合理的课外辅导活动，有何不可！换个立场来审视，对于家长和学生而言，通过老师的点拨和辅导，提高了成绩，皆大欢喜。”

　　但是，一位在教育界从业30多年、如今已退休的姓江的老校长对记者说：“什么叫‘做好了本职工作’呢？教师应该充分利用课堂的45分钟时间，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由浅入深地授课。如果学生没有听懂，那是老师课前没有很好地理解教材，或者是授课方法有问题，不应该通过课外收费补习来解决。”

　　老校长认为，如果教师在课堂上不抓紧时间精讲，下课后去赚钱，就必然分散在课堂上授课的精力，也使得学生在课堂上注意力不集中，课外去补习，这样既浪费了教育资源，也加重了家长的负担。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康丽颖教授则认为，有人支持意味着有需求。“当一些学生学习有困难时，需要找家教，通过补习提高成绩，这是一种正常的需求，应该满足。”但她也指出，这一需求同时诱发了一些任课教师搞收费辅导。

　　教师兼职是师德问题吗

　　王学辉教授认为，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和应试教育，是导致教师有偿家教、兼职愈演愈烈的两大原因。

　　他分析：“在西方，教师、医生、律师是高社会地位、高收入的三大职业。而在我国，尤其是西部地区，教师的待遇一直没有得到改善，虽然近来国家对西部地区加大了教育资源投入，但是教师收入普遍不高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正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倘若教师工资微薄，遇到生存危机时，怎么能集中心思在课堂教学上？”他说。

　　但是，江校长认为，这个问题不是教师收入过低引起的，这是师德的问题。“我认为教师的收入已经不低了，现在教师的待遇比从前不知好了多少倍，而且国家一直在加大对教育资源的投入。”

　　她说：“现在的教师品行比起以前有一定的差距和问题，对于家长的请客送礼，有的教师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甚至有人向家长变相索要好处，我认为课外有偿辅导就是其中一种。”

　　她认为，这些“好处”，使得某些教师可能把某些孩子的座位安排得靠前一点，或者在课堂上给予孩子更多的关注，或者批改作业更认真一点，这就使得家境好的孩子在学校里也“吃得开”，在学生中的影响也很不好。

　　王学辉指出应试教育是有偿家教存在的另一重要原因。“在升学压力和高考的指挥棒下，家教市场的火爆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禁令几成虚设，家长总会找到其他途径。”

　　“每年高考，媒体必定公布各省(区、市)高考状元，市级也一样效仿。考生从全市考分第一名排队到最末名，分档次依次招生。”一位浙江省的教师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

　　他还写道：“学校暗里开设提高班。精心策划考重点高中的梯队；期中考、月考制度雷打不动，按分数排队，考卷由家长签名，考分名次与家长见面，成为督促学生提高成绩的法宝。各种名目的分数表彰和激励应运而生。”

　　这位教师同时也指出，在校独生子女学生占绝大多数，而子女的教育摆在家庭的首要位置，付钱找家教等都是家长高期望下的无奈之举。

　　立法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吗

　　“不管学校或教师是自行组织还是参与教育培训机构的组织，有偿家教都加大了学生的课业负担，损害了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是违背教育的基本原则的。”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劳凯声教授说。

　　“同时这一行为使学校或教师可以从中获利，就是一种典型的营利性行为，为教育法所禁止。”他说。

　　但在他看来，有偿家教与业余兼职是有区别的。业余兼职是教师在按要求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利用业余时间在其他教育机构兼任教育教学工作，或接受学生家长委托为其子女进行学习辅导。这种补课尽管也会获得报酬，但显然不应属于有偿家教的范畴。

　　由于《教师法》第三条规定教师的法律身份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按照对专业人员的一般管理要求，只要按照要求完成本职工作，在业余时间兼职并不违法。

　　据劳凯声介绍，不同国家的规定是不同的。在教师被规定为公务员的国家，对教师的管理比较严格，一般不允许教师兼职，反之则允许教师在保证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适当兼职。

　　但他强调：“一般来说对大学教师的兼职较少争议，但对中小学教师，由于其工作性质，一般不提倡兼职。”

　　现在，用政策来打压教师兼职，已经开始被各地的教育部门所尝试。然而通过法律来禁止真的能行之有效吗？

　　江校长认为山东的做法是可行的。“虽说是把职业道德规范法律化，但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教师课外有偿辅导的行为。教育不是做生意，不是一时的买卖。这样的规定从长远看，有利于孩子的发展。”

　　同时，江校长认为出现这样的问题，和现在的教师教育和选拔体制是分不开的。“现在对教师的选拔，与品行相比，大家更看重学历。这不仅是师风的问题，更是世风的问题。”在她看来，教育不仅仅是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更是用教师的品行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

　　王学辉教授则持另一种观点，他认为，不能因为部分教师有不认真做本职工作和违背师德的行为，就抹杀教师作为普通劳动者在市场经济中应有的权利，这是不可取的。

　　王学辉教授建议，立法者应当有更开放的视域和更开阔的思维。“一方面要尊重在职教师作为普通劳动者应有的权利，对其在合理的课外时间进行家教给予认可，以提高教师的收入和地位；另一方面，要强调师德建设，对于因为家教影响了本职教学工作的教师，更多地要从道德层面、纪律层面予以约束，而不宜通过立法来完全禁止。”

　　康丽颖教授认为，如果采取“一刀切”，一味禁止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补习功课的需求本身是客观存在的，如果限制在职中小学老师参与课后辅导，也会有其他人员去做这件事情，而且效果怎样，还不得而知。在这种形势下，限制也许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

　　“我个人的看法是，能否由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建立学区课外学习辅导站，帮助一些学习有困难的孩子，可以适当收费，但不以营利为目的。这样既能解决学生的需求，又不会引发教师为私利而贻误了教书育人的主业。”康丽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