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像黄某这样的行贿者，没得到法律制裁的不在少数。不久前，中石化集团原总经理陈同海受贿1.95亿元，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陈同海案中，行贿的5人全部为自然人。虽然行贿者有些具有公司或机构背景，但全是以个人名义认定的，无一人被以行贿罪起诉。相反，这5人均以证人身份出现在该案中。

　　最近，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开的一组统计数字显示：2009年1月至6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商业贿赂案件6277件6842人，涉案总金额人民币9.18亿余元。这其中，涉嫌受贿犯罪4849件，占到立案总数的77.25%；行贿罪1197件，占19.07%。

　　从逻辑关系来看，有受贿必有行贿，可在这组对偶犯罪中，受贿犯罪与行贿犯罪查处率，却显得悬殊。

谁在提供“避风港”？

　　何谓“行贿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文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

　　但本刊记者调查发现，在我国的法律中，有关规定基本上属于宣示性的条文，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很少有实际案件出现。在行贿犯罪的相应规定中，有些甚至还体现出“重受贿轻行贿”的明显特征。

　　“依照我国法律规定，某些行贿者有可能无法被追究刑事责任。”北京中盛律师事务所杜立元律师告诉记者，“个人对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在1万元以上应予立案，单位对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在20万元以上应予立案。行贿数额若低于此标准，又没有其他法定情形，一般不构成行贿罪或单位行贿罪；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构成行贿罪；行贿者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据了解，因为有些法律规定的不明确，也直接导致司法实践很难掌握，从而使一些行贿案件最终无法认定。比如按我国刑法规定，构成行贿罪必须要求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但当前以非法物质利益行贿的现象却大量存在——出资让受贿人“考察”和游玩，帮助子女出国留学，代投保险，性贿赂等，因法律无明文规定，很难以行贿罪论处。

　　执法者在对行贿犯罪认知层面上的误区，也使不少行贿者逃脱法律的惩罚。多位受访检察官认为，受贿者一方拥有权力，属于强势一方，能制造索贿的机会，一般是主动的，而行贿者多是被动的。在这种意识支配下，往往是痛恨受贿者，而行贿者则被“宽大”处理。

　　记者调查还发现，为尽快使受贿者得到查处，有些地方检察机关也会对行贿者作出“减轻处罚”的承诺，以换取行贿者的“坦白”，以便从行贿者处得到受贿者的犯罪证据，甚至让行贿者以证人身份出庭指证受贿者。将行贿者的法律责任置换成检察机关的侦查手段，这不能不说是对法律严肃性的亵渎。

　　“只要行贿者积极配合把行贿的时间、地点、方法和数额老实交代，一般不会对其立案。”北京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检察官告诉记者，“行贿者的证词对指控受贿犯罪至关重要，要是不给行贿者出路，为了自保，他们一般不会主动交代行贿行为，从而会给受贿案定案带来很大难度。”

　　值得警惕的是，在采访中有知情人反映，有些行贿者无法得到惩罚，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就是有些办案单位利欲熏心，把行贿者的“取保候审”当成为一种敛财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