弼时得救了，但是，他们珍爱的第一个孩子却永远地离开了他们。打击接踵而至。1929年11月7日，白色恐怖甚嚣尘上的上海，时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任弼时，在去公共租界参加江苏省团委扩大会时，再次被捕。这时弼时化名彭德生，自称由江西来沪谋职，因投亲地址不详，被误捕。敌人抓不到证据，气急败坏，残酷地施以电刑。任弼时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一个月后，在党的全力营救下，弼时获释。琮英抚摸着丈夫背上未愈的电伤，默默地抹去涌出的泪水。

　　1931年，中央派任弼时到中央苏区工作。由于琮英临产，无法随行，弼时只得只身前往，留下琮英在上海待产。弼时安慰琮英说：“别害怕，要坚强，孩子生下后不论是男是女，我们都叫他‘远志’吧，希望他有远大的志向！”当任弼时离开上海7天，琮英就生下女儿“远志”。4月下旬，协助分管党的保卫工作，握有大量中央核心机密的顾顺章叛变，情况危急，党中央马上安排中共中央机关神秘转移。陈琮英怀抱女儿被安排在一家新开的小旅馆住下。但没过多久，又有一个叛徒出卖了革命，敌人抓走了陈琮英和她不满百日的女儿。琮英毫不畏惧，装作农妇，一问三不知。她知道党组织一定在紧张地设法营救。最终，由“互济会”出面营救，琮英抱着女儿安全出狱。这时，党中央安排她去苏区，为了一路方便，陈琮英毅然将女儿送回老家，只身赴苏区。在江西瑞金苏区，陈琮英的革命生涯经历了一次突变———1932年由邓颖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在中央机要科工作。

　　西征掉队草地生女1933年5月，任弼时被委为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琮英随同前往，在湘赣省委机要科工作。第二年8月，任弼时等率军开始突围西征。这时，陈琮英刚生下男孩“湘赣”不足半年，为了追随丈夫革命，她不得不把独生子留在老乡家抚养。从此，琮英再也没有见到儿子“湘赣”。直至今日，“湘赣”和许许多多当年红军撤离时留下的子女一样，音信杳然。

　　在艰难的西征途中，任弼时患了疟疾，身体极为虚弱，只好躺在担架上指挥，后来，由于山势陡峭，山路狭窄，不但担架无法使用，就连骡马也常失蹄坠落。弼时只好由警卫员搀扶艰难移行，队伍也零零落落。负责机要工作的琮英背着密码箱不离弼时左右。由于饥饿、疲劳，渐渐地瘦小的陈琮英掉队了。好在，当她倚在一棵大树下喘息时，被负责宣传和收容的陈罗英发现了，连背带拖地带她赶上军团部的行列。弼时这才知道陈琮英掉队了。他高兴而诙谐地感谢陈罗英：“哎呀，真要感谢你啊，我丢得老婆，可丢不起军团的密电码啊！”

　　1936年任弼时任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随同朱德一起北上，过长征中闻名的“草地”。这时，对琮英来说，更比其他人不知艰难多少倍———她要临产了。一天，部队刚刚趟过一条齐腰深的河，琮英的二女儿便来到了人间。她与弼时欣喜至极。5年前，送回老家的大女儿远志少有信息；留在湘赣的儿子生死未卜；惟有这个女儿在眼前。回首征战孕育，遥想未来，他们给女儿起了一个极富意义的名字：“远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