弼时得救了,但是,他们珍爱的第一个孩子却永远地离开了他们。打击接踵而至。1929年11月7日,白色恐怖甚嚣尘上的上海,时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任弼时,在去公共租界参加江苏省团委扩大会时,再次被捕。这时弼时化名彭德生,自称由江西来沪谋职,因投亲地址不详,被误捕。敌人抓不到证据,气急败坏,残酷地施以电刑。任弼时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一个月后,在党的全力营救下,弼时获释。琮英抚摸着丈夫背上未愈的电伤,默默地抹去涌出的泪水。
1931年,中央派任弼时到中央苏区工作。由于琮英临产,无法随行,弼时只得只身前往,留下琮英在上海待产。弼时安慰琮英说:“别害怕,要坚强,孩子生下后不论是男是女,我们都叫他‘远志’吧,希望他有远大的志向!”当任弼时离开上海7天,琮英就生下女儿“远志”。4月下旬,协助分管党的保卫工作,握有大量中央核心机密的顾顺章叛变,情况危急,党中央马上安排中共中央机关神秘转移。陈琮英怀抱女儿被安排在一家新开的小旅馆住下。但没过多久,又有一个叛徒出卖了革命,敌人抓走了陈琮英和她不满百日的女儿。琮英毫不畏惧,装作农妇,一问三不知。她知道党组织一定在紧张地设法营救。最终,由“互济会”出面营救,琮英抱着女儿安全出狱。这时,党中央安排她去苏区,为了一路方便,陈琮英毅然将女儿送回老家,只身赴苏区。在江西瑞金苏区,陈琮英的革命生涯经历了一次突变———1932年由邓颖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在中央机要科工作。
西征掉队草地生女1933年5月,任弼时被委为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琮英随同前往,在湘赣省委机要科工作。第二年8月,任弼时等率军开始突围西征。这时,陈琮英刚生下男孩“湘赣”不足半年,为了追随丈夫革命,她不得不把独生子留在老乡家抚养。从此,琮英再也没有见到儿子“湘赣”。直至今日,“湘赣”和许许多多当年红军撤离时留下的子女一样,音信杳然。
在艰难的西征途中,任弼时患了疟疾,身体极为虚弱,只好躺在担架上指挥,后来,由于山势陡峭,山路狭窄,不但担架无法使用,就连骡马也常失蹄坠落。弼时只好由警卫员搀扶艰难移行,队伍也零零落落。负责机要工作的琮英背着密码箱不离弼时左右。由于饥饿、疲劳,渐渐地瘦小的陈琮英掉队了。好在,当她倚在一棵大树下喘息时,被负责宣传和收容的陈罗英发现了,连背带拖地带她赶上军团部的行列。弼时这才知道陈琮英掉队了。他高兴而诙谐地感谢陈罗英:“哎呀,真要感谢你啊,我丢得老婆,可丢不起军团的密电码啊!”
1936年任弼时任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随同朱德一起北上,过长征中闻名的“草地”。这时,对琮英来说,更比其他人不知艰难多少倍———她要临产了。一天,部队刚刚趟过一条齐腰深的河,琮英的二女儿便来到了人间。她与弼时欣喜至极。5年前,送回老家的大女儿远志少有信息;留在湘赣的儿子生死未卜;惟有这个女儿在眼前。回首征战孕育,遥想未来,他们给女儿起了一个极富意义的名字:“远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