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我生病了,好几天吃不下饭,我的同学刘少奇的儿子刘毛毛就向食堂要点儿面粉和盐,煮成糊糊给我做“病号饭”。学校把我生病的情况通知了爸爸妈妈,请他们接我回家治疗。可是爸爸既没有派人来接我,也没有派人来看我。我很不愉快,想故乡,想带我长大的王奶奶,甚至想大米粥、酸泡菜。星期六,爸妈派一位叔叔接我回家了。一见面,爸爸看我真的是病了,人也瘦了,心痛地说:“我还以为你不习惯陕北的生活,吃不了苦,所以你的老师通知我时,没有去看你,也没有让叔叔去接你,希望你在学校锻炼得更好些,原来你是真的病了呀!”我这才明白了爸爸的良苦用心,怨气一扫而光。这一次,爸爸留我在家里休息了几天,身体好一些了,又马上让我回学校去,并嘱咐我说:“要能吃苦,要好好锻炼自己,要努力学习,长大了才能为国家做事,为人民服务。”
爸爸很疼爱我,从各方面培养锻炼我。当时部队搞军事训练打靶时,爸爸常抽空参加,并一定带我去参加。15岁的我好奇心重,又不知道害怕,不管爸爸打什么枪,我都要求打,什么三八大盖、小口径手枪,就连后坐力很大的机关枪也不例外。
1946年在延安机场打靶的情形,至今我仍记忆犹新。其它枪种爸爸都同意我打,只有机关枪爸爸不同意我打,他怕后坐力太大我承受不了,然而他耐不住我再三请求,勉强同意了。我兴致勃勃地上了阵,尽管我觉得自己完完全全按照要领去做的,但终因人小、力小,一扣扳机还是把我震得往后一退。过后肩膀疼了好几天。爸爸说我:“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常常参加射击训练的结果,我的枪法大有长进。这样,每逢朱总司令约爸爸去山里打猎时,准带我同去。
我眼睛好,常常是我先发现目标,我的腿又勤,打到猎物,我都抢先跑去拾回;我还时时提些幼稚的问题,他们一边回答我,一边高兴地笑。我为他们的打猎活动增添了不少乐趣。
曾在野战医院当过护士的我,身边喜欢带些酒精、棉球和绷带等。一次,朱总司令、爸爸带我和张振奎叔叔去打猎。不料,张叔叔装猎枪子弹帽时,不小心把手炸破了,直流血,我急忙把张叔叔的手包扎好,爸爸很欣慰地跟我开玩笑:“大女儿,就因为你带来了这些纱布、酒精、棉球,害得你张叔叔的手都炸破了,”朱总司令紧接着说:“还是我们的大女儿好,有心眼,有备无患嘛!这次要不是大女儿带来这些东西,张叔叔的手可能要感染化脓喽……”实际上,两位老人都很欣赏我的做法,我也很得意。
“你们住在这里,千万不要……”
1947年春,胡宗南进攻延安,党中央决定暂时撤出延安。学校因我年纪小,开始没有安排我随学校转移,他们希望爸爸带我走。但是爸爸却让我跟学校行动,自己背着背包,和同学们一起接受锻炼。当时我们一家六口人,分散在五处:大妹妹远征随着“保小”转移;妈妈带着小弟弟随中央工委过了黄河;小妹妹远芳远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爸爸和毛主席、周副主席转战陕北。
从延安撤出,行军很艰苦,日宿夜行,不论天多黑,也不能打火把。我从小营养不良,得了夜盲症,踏出第一步不知第二步往哪迈,只好在前面同学背包上拴一条白毛巾,隐隐约约地随着这个小白点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