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我生病了，好几天吃不下饭，我的同学刘少奇的儿子刘毛毛就向食堂要点儿面粉和盐，煮成糊糊给我做“病号饭”。学校把我生病的情况通知了爸爸妈妈，请他们接我回家治疗。可是爸爸既没有派人来接我，也没有派人来看我。我很不愉快，想故乡，想带我长大的王奶奶，甚至想大米粥、酸泡菜。星期六，爸妈派一位叔叔接我回家了。一见面，爸爸看我真的是病了，人也瘦了，心痛地说：“我还以为你不习惯陕北的生活，吃不了苦，所以你的老师通知我时，没有去看你，也没有让叔叔去接你，希望你在学校锻炼得更好些，原来你是真的病了呀！”我这才明白了爸爸的良苦用心，怨气一扫而光。这一次，爸爸留我在家里休息了几天，身体好一些了，又马上让我回学校去，并嘱咐我说：“要能吃苦，要好好锻炼自己，要努力学习，长大了才能为国家做事，为人民服务。”

　　爸爸很疼爱我，从各方面培养锻炼我。当时部队搞军事训练打靶时，爸爸常抽空参加，并一定带我去参加。15岁的我好奇心重，又不知道害怕，不管爸爸打什么枪，我都要求打，什么三八大盖、小口径手枪，就连后坐力很大的机关枪也不例外。

　　1946年在延安机场打靶的情形，至今我仍记忆犹新。其它枪种爸爸都同意我打，只有机关枪爸爸不同意我打，他怕后坐力太大我承受不了，然而他耐不住我再三请求，勉强同意了。我兴致勃勃地上了阵，尽管我觉得自己完完全全按照要领去做的，但终因人小、力小，一扣扳机还是把我震得往后一退。过后肩膀疼了好几天。爸爸说我：“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常常参加射击训练的结果，我的枪法大有长进。这样，每逢朱总司令约爸爸去山里打猎时，准带我同去。

　　我眼睛好，常常是我先发现目标，我的腿又勤，打到猎物，我都抢先跑去拾回；我还时时提些幼稚的问题，他们一边回答我，一边高兴地笑。我为他们的打猎活动增添了不少乐趣。

　　曾在野战医院当过护士的我，身边喜欢带些酒精、棉球和绷带等。一次，朱总司令、爸爸带我和张振奎叔叔去打猎。不料，张叔叔装猎枪子弹帽时，不小心把手炸破了，直流血，我急忙把张叔叔的手包扎好，爸爸很欣慰地跟我开玩笑：“大女儿，就因为你带来了这些纱布、酒精、棉球，害得你张叔叔的手都炸破了，”朱总司令紧接着说：“还是我们的大女儿好，有心眼，有备无患嘛！这次要不是大女儿带来这些东西，张叔叔的手可能要感染化脓喽……”实际上，两位老人都很欣赏我的做法，我也很得意。

　　1947年春，胡宗南进攻延安，党中央决定暂时撤出延安。学校因我年纪小，开始没有安排我随学校转移，他们希望爸爸带我走。但是爸爸却让我跟学校行动，自己背着背包，和同学们一起接受锻炼。当时我们一家六口人，分散在五处：大妹妹远征随着“保小”转移；妈妈带着小弟弟随中央工委过了黄河；小妹妹远芳远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爸爸和毛主席、周副主席转战陕北。

　　从延安撤出，行军很艰苦，日宿夜行，不论天多黑，也不能打火把。我从小营养不良，得了夜盲症，踏出第一步不知第二步往哪迈，只好在前面同学背包上拴一条白毛巾，隐隐约约地随着这个小白点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