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他和毛伯伯、周伯伯一起开会，研究分析各个战场的形势，确定战略方针；晚上，他伏在小炕桌前，在小油灯或蜡烛的微弱光亮下聚精会神地批阅文电、起草文电，常常通宵不得休息。我很心疼爸爸，但却苦于不知该怎样帮助他。

　　他有严重的高血压，工作一累就常常面红耳赤，头痛脑涨。这时我和妹妹一起帮他按摩头部。跪在土炕上，时间稍长，膝盖就痛得不行，但我从来不吭一声，一定得等爸爸说：“大女儿，我好些了，你休息吧！”才放手。

　　可能窑洞炕热，陕北的蚊子和臭虫多得出奇，尤其是臭虫更多。看到爸爸工作那么紧张、劳累，常常一支烟从点燃到最后却顾不上吸一口，而可恶的小蚊虫却叮得父亲烦躁不安，我就每晚点上蜡烛烧蚊虫。我手持燃着的蜡烛，顺着炕洞中的每一条缝隙，墙上、炕上、窗台上，从这头烧到那头，从东边烧到西边，听着火焰中臭虫被烧得噼啪响，心中不免为它们不能再欺负爸爸和伯伯们感到快慰。我们形容这声音为“炒芝麻”。日子久了，一到晚上，爸爸就会提醒我们：“大女儿，‘炒芝麻’的时候到了。”就连周伯伯也时时诙谐地说：“该你来消灭另一个战场上的飞机(蚊子)和坦克(臭虫)了。”

　　生活在这孔窑洞里的人们亲如一家，大人们情同手足，孩子们倍受照顾。吃一个好点儿的菜，他们相互推让；天气冷了，一件大衣你给我披上，他又给你盖上；一人有事出去未归，几个人数次到门口张望等候；一个孩子有病，几个老头儿都忙。

　　有一次我到河沟里洗被子，陕北河沟里的水冰冷刺骨，我身体本来不好，结果引起高烧。这一下，他们更忙了。夜里，爸爸端来一盆冷水，拧一条毛巾放在我的额头上又去看文件、电报，过一会儿，再来为我换一条毛巾，而后又是伏案。

　　周伯伯时时过来帮爸爸照顾我，一会儿摸摸我的头问：“大女儿，好些了吗？还哪里难受？”一会儿跟爸爸一样也给我换毛巾降温。一连好几夜都是这样。

　　白天，毛伯伯走到爸爸的炕洞口用湖南话问我：“大女儿，你好些了吗？还烧不烧啦？以后水太冷就不要到河里洗被子了，脏就脏点吧，现在是过渡时期，等条件好些咱们再去讲卫生好吗？”说着回头对他的警卫员说：“小李，你去问问咱们的医生，有没有退烧药，拿来给咱们的大女儿吃。”

　　陆定一叔叔也跑过来对我说：“我这里还有几颗薄荷糖，大女儿，你含在嘴里可能好过些。”

　　几位老人在我生病期间还时常风趣地逗我开心：“大女儿，你这一病可好，坦克(臭虫)可就没人去消灭了，这损失可就大喽！”

　　直到现在，只要一闭上眼睛，那几位老人忙碌的身影又会出现在脑海里。我觉得很幸福，但又很后悔，后悔那时太不懂事，几位老人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呕心沥血、夜以继日地工作，我不但没条件为他们分忧，帮他们干点什么，反而给他们添了那么多麻烦。如今当我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革命军人，也有了子女和孙辈，我才逐渐理解了他们那颗既爱革命事业又爱孩子的心。

“光明在前”“努力学习”

　　不久，爸爸他们流动性越来越大，带着我们这群孩子转移实在不方便，就决定把我们几个孩子和机关中年纪小的工作人员及体弱有病的同志全部送过河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