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团员法定年龄的降低，团的工作内容与对象的转变，团组织在工农青年中打下了基础，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1927年5月团四大召开前，团员总数已达37638人(团员转党的数目除外)，比团三大前增加了十几倍。团员成份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从五卅前“工农青年群众中几乎没有团的影子，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团员社会成份是学生分子”，发展到工人成份达40%。团四大在任弼时主持下更进一步指明了中国青年运动的发展方向，确定了共青团的性质：应当消除国内知识阶级的习性，而完全变成无产阶级青年的群众组织，努力在工农群众中去扩大自己的队伍与影响。

　　贯穿在任弼时任团中央总书记任职内的党团分化工作，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团的工作青年化、群众化，使团的工作对象与工作内容更加明确，使共青团成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青年运动的核心力量与组织领导者，而且不断为党组织输送了新生力量，发展壮大了党的队伍，成为党的生力军。

　　“五卅”以来，工农革命势力迅速增长，共青团成为中国唯一的青年组织，是在广大青年群众中影响很大的政治领导力量。它在全国青年中具有很高的威信，成为中国青年运动的核心。共青团独树一帜的发展壮大，引起资产阶级右派的恐惧与仇恨，他们加紧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与无产阶级争夺对青年运动的领导权。最具代表性的是戴季陶主义与国家主义派在思想领域及宣传上的猖狂进攻以及以甘乃光为后台的广州“孙文主义青年团”的组建。任弼时带领团中央一班队伍，与敌人展开坚决而又有策略的斗争，牢牢地把握住对青年运动的领导权。

　　戴季陶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党所谓的理论家。1925年，他先后发表了《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系统地提出与新三民主义背道而驰的主张，为国民党右派背叛三民主义，与无产阶级争夺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提供理论依据和政治纲领。他不但发表文章，而且到青年中去讲演，散布反对阶级斗争的谬论。他说：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不是阶级的对立。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不需要取阶级斗争的形式，因为人类是具有仁爱性能的，可以仁爱之心感动资本家，使之尊重工农群众的利益。戴季陶的这些理论很具欺骗性，成为一股逆流，蒙蔽广大青年。

　　对此，任弼时与他的战友带领共青团展开严肃的政治批判。1925年9月，任弼时主持团三届一次会议及时向全国团组织发出警告：指出“国民党右派戴季陶的阶级调和论调，已影响及于青年学生，甚至于我们的同志也受其影响，这就是对于我们一个极重要的警告”。紧接着，任弼时同团中央宣传部主任恽代英联合签发通告，要求各地团组织派头脑清醒的同志加入国民党各级宣传训练委员会，向国民党左派揭露戴季陶调和劳资是牺牲工农利益。指出：“只有阶级斗争能实现民生主义，以及民权、民族主义。”否则，大多数工农群众不觉悟，国民革命绝无成功之可能。要向一般群众宣传“孙中山认清工农势力而容纳共产党，是革命的，戴季陶恐怖工农势力而排斥共产党，是反革命的。”

　　同时，以《中国青年》为宣传阵地，组织了大量批判戴季陶主义的文章，引导青年认清其理论的反动实质。任弼时发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过去的一年》一文，尖锐地指出：“广东有了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活动，他们便诬蔑广东政府实行共产，北方的党与团在民众群众中号召反帝国主义与军阀运动，便说共产党捣乱，人民‘赤化’，并且把一切求解放的运动都认为是共产主义运动，而横加摧残。”“这些反动势力之所以要这样宣传，为的是企图破坏中国革命民众势力的团结，求得自己地位的巩固。”恽代英发表《读(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文，集中批判戴季陶提出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继承了中国固有文化的谬论。施存统发表《评戴季陶先生的中国革命观》一文，揭露戴季陶抹煞共产党共青团功绩，用离间、挑拨、造谣的手段，来损害共产党与共青团的反动实质。经过一段时间广泛宣传，从思想上教育了广大青年，也使得戴季陶主义的反动气焰得以暂时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