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义派与戴季陶主义一样，具有很强的欺骗性，他们打着“外抗强权，内惩国贼”的幌子，反对共产党、反对苏联援助中国，利用《醒狮》及多种宣传刊物，宣扬政治革命，是先行对内。他们用“发展实业”、“振兴中华”以及“国家”、“民族”等堂皇的字眼，迷惑欺骗了知识界，包括一些偏激的青年学生。

　　因此，对待国家主义派，任弼时更强调斗争策略，批判其反动观点，争取受骗青年群众。同样以《中国青年》为主要阵地，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展开分析与批驳，廓清国家主义派欺骗宣传造成的糊涂认识。据不完全统计，集中于1925年、1926年的《中国青年》30余期中即刊登了40多篇反击国家主义派的文章。任弼时、恽代英、萧楚女、林育南等团中央负责同志也相继发表文章。特别是1925年10月，萧楚女撰写的《显微镜下之醒狮派》，对醒狮周报1-50期的文章以综合系统的批驳，并由中国青年社编印成书，在社会上和青年学生界中产生了积极作用。

　　在批判他们谬论的同时，任弼时同时从组织角度入手，瓦解敌人。他和团中央学生部主任林育南联名签发通告，要求各地派观点明确而老实的同志，侦察该组织内容及活动，争取其中的群众，“在反对派主持或参加之公开团体中，我们同学应极力参加，注意下层群众的宣传，以取得领导地位，在群众尚未信仰我们及事实上不必要时，我们不必明显地与对方冲突或分裂”。“万不可谩骂迷信国家主义派的学生，以至影响当地学生运动的统一。”在此思想指导下，共青团中央执委会专门发出《告孤军社、醒狮社及一般国家主义的青年》书，号召他们“放开眼光，捐除成见，暂为放下一切不同意见，与我们协力一致”地参加为中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的民众运动。经过一系列细致工作和坚决顽强的斗争，不久，国家主义派分化了。渐渐地，国家主义派在青年及知识分子中的影响越来越小。

　　组织上坚持共青团作为中国先进青年群众组织的唯一存在，是确保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青年运动领导权的根本。这一问题，最早出现在1924年7月对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提出组织群众国民革命统一青年团问题上。

　　当时，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革命运动蓬勃兴起的形势，为引导这些国家人民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结成联盟，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提出在青年群众尚没有相当阶级觉悟或尚无政党组织的东方国家，组织在政治上、组织上完全独立的群众国民革命青年团，作为青年团的外围组织。

　　任弼时作为出席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的中国青年团的四位代表之一，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中国“国内已有种种特别环境”：中国共产党早已诞生；在共产党的推动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正在展开；社会主义青年团已有四年历史。在这种情况下，青年团的中心任务应是深入发动工农群众，开展下层工作，壮大组织，获得群众，而不是在其外另建组织。“如真有组织之必要，也非青年团本身自决的事，因为带有政治独立色彩组织之实现，须得由党的决定。”最终中国代表团四成员中，以三比一的多数否定了在中国成立“新且独立而带有政党性的青年组织”的意见。

　　如果说在青年共产国际四大上是从理论上否定了组织“群众国民革命统一青年团”，那么，1926年处理广东筹建“孙文主义青年团”，则是为组织上坚持共青团作为中国先进青年群众组织的唯一存在，确保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青年运动领导权的一次实际斗争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