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在关于编写红四方面军战史和革命回忆录问题的谈话中说：一定要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写。即使在一些小事情上,也要尽量做到符合历史事实。《李先念传》遵循了这样的精神，写的详实而有历史厚重感。比如，关于西路军走出祁连山后的安西之战，作战失利并遭到敌人追围，疲惫不堪的红军损失很大。通常的说法是此战是原西路军参谋长李特决定的，但在逻辑上颇有不通之处，为什么李特会越过最高指挥员李先念，而李先念为什么没有阻止。《李先念传》用李先念的回忆纠正了这一错误说法：“安西是我决定打的，不能说责任在李特。”

　　关于西路军问题，作为亲历者和重要领导人之一，《李先念传》以“血染的征程”对西路军的历史、特别是李先念的活动作了比较详细的叙述，为人们了解和认识这段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史实。

　　西路军问题曾是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一个难点和热点问题，在“左”倾思潮盛行、强调“路线斗争”的年代，西路军被当作“张国焘路线”的产物，其史实及研究都被视为“禁区”，并且许多西路军指战员因此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受到不公正对待。近二十多年来，对西路军历史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而李先念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82年他就编写红四方面军战史的谈话，1983年2月25日提供给中央领导人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1991年7月8日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西路军写作的意见，都推动了学术界对西路军的研究。目前，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学术界基本达成了共识，比如：一是西路军西征是执行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方针，在整体上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二是西路军征战河西走廊，是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与张国焘没有关系。三是肯定了西路军征战河西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特别是2002年10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对西路军作出全面而充分的肯定：“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起来的英雄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殊死搏斗中，西路军的广大干部、战士视死如归，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西路军干部、战士所表现出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的。”当然，作为一个复杂的历史问题，西路军问题中值得研究的内容还很多，许多关节点的研究还需要深化，对其存在一些认识分歧在科学研究中也是正常的。

　　1954年6月9日，李先念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这是对李先念的又一个非同寻常的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李先念传》透露，在“左”倾思潮泛滥的年代里，李先念坚持实事求是、为党为人民负责。1958年，李先念因为“反冒进”受到毛泽东点名批评，但在随之而来的大跃进中，他坚持财政部不能“放卫星”，否则“必然加重企业和人民的负担”。《李先念传》这样叙述，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李先念表示赞同彭德怀的意见，并给张闻天提供了一些经济材料，结果在国务院财贸、农林口所属各部委会议上受到批判，被迫两次检讨，但他不顾这些，随后就把全国粮食危机的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刚开始认为他是杞人忧天，说：“你是怎么搞的，报纸上讲形势大好，你老是泼冷水，讲什么都不好，你是怎么想的？”李先念回答：我不是像杞国人那样忧天塌下来，我是担心全国几亿人吃不上饭呀！他实事求是地汇报了全国粮食购销的严重形势。毛泽东感到很吃惊，耐心地听李先念介绍情况，留他一起吃饭，了解了真实情况，也加深了对李先念的了解。因此，当李先念向中央提出进口12亿斤粮食或更多一些以解决急需的建议后，毛泽东批示：“完全同意，能进口20亿斤，更好。”据此后来实际进口粮食43亿斤，避免了京、津、沪、辽和重灾区粮食脱销的危险。

　　“文革”中，李先念被诬为“财贸口最大的走资派”，但他坚持抓业务，针对“文革”初期“破四旧”狂潮严重冲击，先后提出、拟定了《关于财贸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关于当前财贸工作几个问题的通知》、《关于银行控制支出的通知》等，在毛泽东和周恩来支持下，努力维护国家的财政、贸易的秩序。1967年2月因参加“二月抗争”而处于受批判、作检讨的困境，但他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积极协助周恩来支撑国务院的工作，特别在粮棉和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生产方面着力颇多，保持了国家经济运转没有中断，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得以维持。1968年10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受到江青、林彪集团气势汹汹的围攻，但在主持国务院业务组日常工作期间，努力恢复工业生产，稳定农村局面，安排指导了修建襄渝、焦枝铁路新干线，建设攀枝花、邯邢钢铁基地和六盘水煤炭基地，开发江汉、辽河、大港、胜利、任丘等油田，铺设大庆输油管道，建设十堰第二汽车厂等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这些在《李先念传》中都有详细地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