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北京10月28日电(记者申亚欣)上海“钓鱼执法”事件引起的轩然大波近日终于尘埃落定，26日浦东新区政府宣布“孙中界事件”此前的初步调查结论与事实不符，向社会公开道歉；闵行区政府也同时宣布“张晖事件”取证方式不正当，撤销行政处罚行为。

　　然而，这一事件的背后所涉及的行政执法问题，仍值得我们探讨反思。为此，本网特采访了行政法专家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对其所涉法律问题进行解读。

　　“钓鱼执法”违背正当程序

　　“钓鱼执法”广受诟病，“其违法之处在于，非执法人员采用了引诱、欺诈、胁迫甚至暴力的方式取证，违反了执法取证的基本要求，事实上，通过这些方法获取的证据是无效的，不能作为行政行为合法的证据。”马怀德说。

　　行政行为的正当程序要求我们在对相对人作出不利的决定之前，必须事先告知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必须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马怀德认为，上海的“钓鱼执法”则省略了这些法定程序，通过诱骗的方式栽赃当事人，然后逼迫当事人签署放弃陈述申辩的声明，从而达到高额罚款的目的。可以说，这种执法缺少起码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称之为“公权碰瓷”和“公权敲诈”并不为过。

　　马怀德指出，行政执法是十分严肃的事情，一切行使权力的方式和程序都应当依法进行，不能随意将法定的执法权力委托给没有执法主体资格的个人去行使，更不能采用市场化的方式将执法中的调查取证权委托出去，否则就会出现为执法而执法，为罚款而执法的畸形执法形式，甚至还会形成一个专业取证牟利的团伙，在缺乏任何管束的情况下，这类团伙就演化成了敲诈勒索的团体，十分可怕。

　　亟需清理执法“潜规则”

　　马怀德对记者说：“‘钓鱼执法’不仅反映出执法部门法律意识淡漠，依法行政观念不强的问题，而且也暴露出一线执法人员大胆越界随意行政的执法恣意，似乎为了达到处罚的目的，可以任意创造执法方式，用奖励的方式将国家法律赋予的执法权让渡给牟利的个人(钩子和钓头)。”

　　“这种自我创造执法方式的做法也许很普遍，只是此次事件暴露出来了才受到谴责，那么，还没有被揭露出来的执法潜规则是否仍然还在广泛适用呢？我们不得而知，但希望通过此次事件，各级执法机关能够总结经验教训，及时清理那些自我随意创造的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执法方式，真正做到依法行政，规范执法。”

　　关于行政执法背后的“利益链条”问题，马怀德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某些地方至今不能实现收支两条线，那么，这种为了创收、为了弥补执法经费不足而实施的执法活动将长期存在。即使上海纠正了此次“钓鱼执法”，能不能根除其他利益驱动的执法行为，我们仍然不太乐观。

　　整治黑车应“双管齐下”

　　然而，城市中黑车横行、屡禁不止这一问题又该如何解决，马怀德指出，城市有黑车，一方面说明公众有乘车需求，而有牌照的合法营运车辆运力不足或者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在这种情况下，首先不应该考虑打黑车，而是要考虑如何合理配置运输资源，满足公众需求。当然，在有些地方，由于黑车利用成本低，入市易等便利，抢夺了合法营运车辆的部分市场，造成了混乱。

　　“规范整治黑车应该双管齐下，一方面，消除过高的行业壁垒，使具备基本条件的营运人能够比较方便地进入市场，将所有营运车辆全部纳入规范管理的范围；另一方面，还要严格执法，依法维护出租车营运秩序，采用合法规范的执法方式，整治营运市场。”

　　行政机关又应当如何避免“钓鱼执法”的事件再次重演呢？马怀德认为，只有严格依法行政，按照职权法定、合理行政、程序正当、诚实守信、便民高效的要求不断提升执法水平，自觉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摆脱利益羁绊，公正执法，真诚为人，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违法行政滥用权力的现象，避免此类执法丑闻的再现。

　　媒体监督的成功范例

　　谈到此次事件的标本意义，马怀德说：“这次‘钓鱼执法’事件能够及时得到纠正和解决，应该说是网民的胜利，是媒体监督的成功范例。它告诉我们，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公众参与热情极度高涨的今天，在网络手机等现代媒体技术日新月异的大背景下，对政府的监督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时一个不以人们意识为转移的新阶段，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公权力的行使者应该时刻意识到这一新的历史时期的独特性，意识到自已肩上的责任，时刻警醒自己严格依法行政，自觉接受监督，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履行好自己的职责。”马怀德说。

　　马怀德指出，这次事件虽然对上海市某些基层执法机关产生了负面影响，也损害了政府公信力。但是，如果政府部门能够从中汲取教训，以此事为契机，大力规范行政执法活动，努力提高执法机关及执法人员依法行政的水平，上海依然能够很快赢回声誉，展现国际化大都市的风采与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