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门邻居冯花英，经常到他家串门。她说，王彦生的中饭、晚饭，经常是一碗小米稀粥，外加一些小菜或者南瓜，顶多就一个菜，或者一碗面条。用的是掉了漆的旧家具，穿的是打了补丁的衣服，吃的是山里人最爱吃的大锅菜，这哪里是一个部长呀？

　　在王彦生搬来的时候，看到他从租住房屋里搬来的沙发破烂不堪，冯花英拉着王彦生一家，给他挑了一件“高档沙发”。“2000元！”看着沙发上的标价，王彦生就说：“我从小没吃的，没穿的，就是吃剩饭长大的。买个沙发，能坐就行，还是买便宜的吧！”王彦生转身就要走，冯花英硬是把他给拉了回来。

　　王彦生一家人搜遍了全身，也只有1000多元钱。冯花英替王彦生刷了卡。这套沙发，成了王彦生家里最值钱的家当！

　　刚调到丛台区，一家人租住在80平方米的旧房子里。两年后，女儿大学毕业回来，住不开了，才张罗着买了一套90多平方米的二手房。10余万元房钱，竟然有一半是从亲戚那里借来的。

　　一件衣服总是一穿好几年；一块20元钱的手表，一戴就是几十年；加班加点、外出开会，路边小摊，一碗面就是最好的“美食”。

　　有一次，王彦生和同事到北京出差，在前门住宿的时候，便宜的标间没有了，只剩下700多元的了。“太贵了，还不如省下钱买书呢！”王彦生拉着同事，找了一个30元一个床位的澡堂子。离京前，王彦生用节省下来的钱，为部里购买了200多元的图书和光盘资料。

　　对自己要求近乎苛刻，但是对乡里乡亲，他却相当慷慨。在自己薪水很薄的情况下，他总是5元、10元、100元地送给姑姑、姨妈和村里的邻居。汶川发生大地震，他将一个月工资捐给了灾区，并向党组织交纳了1000元特殊党费。每次调研，他都随身带上几百元钱，看到生活困难的群众，就对他们伸出援助之手。

　　在他的博文《最大的愿望就是当个合同工》中，他写道：“我曾经给怎样才能感到幸福开出过一个公式，即：幸福=现实/欲望。对一个个体的人来说，现实往往是一个变化不大的定值，那么幸福感的大小就取决于欲望的高低……”

　　2002年县市区党委换届时，曲周县委拟推荐他担任县委副书记。考虑到符合提职条件的人较多，他以照顾老父亲为由，主动向组织提出平级调换到离涉县老家较近的地区工作，把机会让给了其他工作资历更长的干部。

　　2007年，丛台区某正县级单位正职空缺。考虑到他当时的身体状况，区里准备提名他担任，既能解决待遇问题，又能减轻他的工作压力。他却再次推辞：“以我目前的身体，已不适于开拓新岗位，还是让那些更有发展潜力的干部来担当吧！”

　　由于他一再谦让，他成为邯郸市在组织部长岗位上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个，达11年之久。

　　在王彦生的档案里，除了工作初期的几项获奖记录，再也找不到别的获奖记录了。10多年来，他总是把荣誉让给其他同志，把功劳记到大家身上。

　　面对死亡，他坦然处之。他说：“病情的结果已经无法改变了。就让我把有限的时间用来为党多做些事情吧，这样心里坦然些。”

　　从太行山区走来的他，有着山一样顽强的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