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出这样一条信息，“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冯飞解读这一信息时表示，“城镇户籍是享受教育、医疗、廉租房等城镇公共服务的前提。”冯飞从经济与民生两个角度肯定放宽户籍限制的重要性，但笔者更为关心的是户籍改革对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带来的影响，尤其是教育问题——受户籍限制，很多居住于城市的外地户籍人员子女，已经面对无学可上的窘局。

　　笔者的孩子目前以借读身份就读于北京某小学，再有两年就要升入初中，按照必须拥有3年高中学籍才能参加高考的规定，以及出于对两地教育差距、高考录取分数不等的考虑，很有可能在两年后就要回老家山东就学，由此带来的两地分居等一系列问题，非常令人头疼。但比笔者境况更为糟糕的是，身边有借读于北京学校的朋友的孩子，已经在京进行高中课业的学习，高考之日，也将是这些孩子成为“教育弃儿”之日，这样的群体，在各大城市，并不是一个小数。

　　可以理解户籍改革不能一步到位，由此带来的就业、教育、医疗和住房等负担，短时间内城市会难以承受。因此，放宽户籍限制可否教育优先？

　　不管是“逐步放宽”还是“有条件地放宽”户籍限制，只要有实质进展，都令人期待。怕就怕“放宽”成为一句空头支票，甚至在“放宽”的大舆论环境下，还有一些地方逆风而行，提高户籍门槛让高考噩梦加剧，比如广西就在2010年普通高考报名工作中设定了6年的户口迁入年限和迁入地就学年限，这明显违背3年高中学籍的规定，人为地将学生的高考资格拔高了一倍。

　　高考移民问题，只能在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的规定，可以用国情所限来解释，但作为人类社会最古老规则和理念之一的教育公平得不到尊重，又岂止是简单一句国情所限能解释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