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的生前身后事基本都能成为街谈巷议的题材。季羡林先生主要的学术功绩是没几个人能读懂的，大众名声多来自于散文，以至于后来在驾鹤西去之后，举国媒体闹出一个“国学大师”的大笑话。而在他老人家去世之前，更为耸人的消息倒是他的秘书涉嫌盗窃其收藏品，以及在葬礼之上出现的闹剧。

　　不知是不是北大方面的公关工作得当，前一起疑似“内鬼”的事件很快就无声无息了，最后到底是个什么结论，到现在也没人知道。没想到没过多久，一起更为“真实”的盗窃案就来了，这次是季先生生前在北大朗润园的故居被盗——或许称为洗劫更为合适。季先生的弟子钱文忠在博客里说：“几千册珍贵的线装古籍，数量不等的佛像、铜像，其价值是难以计算的。若论市场价格，稍具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起码以百万计的数目。”

　　这件事无法不让人想起季先生生前最后那段日子所发生的事情。从当时的新闻采访中我们可以看到，北大当时对季先生之“重视”真是空前，不但很少让人去探望，连季先生自己想花些钱都被限制着。季先生在接受某周刊采访的时候说：“我是周扒皮，最后只剩一张皮了。×××发财了，××也发财了，我成了穷光蛋，我拿100块钱都困难。”当时这个事最终也没有到立案调查的程度，并且并无一个合理的解释。

　　调查盗窃案毕竟是警方的职司，是否立案，相信各方必有权衡。这次与上次不同，这次是显著的盗窃事件，无论北大外宣部门与警方作何解释，不立案想必是说不过去的，而这样一批东西如果流入市场，以笔者对于古玩行业的了解，顺藤摸瓜抓到案犯也不是什么难事，说不定挖出萝卜带出泥，还有些让人惊讶的东西等在后面。如果并非是被盗而是另有因由，这个故事相信会更加精彩了。

　　但此事的重点倒不在于此，而是如北大这样的学府对待一个学术大师的态度。记得有先哲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一个学校的镇校之宝是它拥有或拥有过的学术大师，否则的话，未名湖畔再怎么风光旖旎，也不过是一弯浅水罢了。从各类报道来看，北大对季先生的态度确实像是饲养一尾高档的观赏鱼，有着按照级别所给予的照顾，也有着当做摆设的冷漠。甚至在出事之后熟练运用太极功夫进行推搪的手段，在在都显示出其态度之暧昧——那些几乎是需要搬家公司才能运走的东西就那么消失了，作为一直强调校园管理的北大校方，不知该如何解释？

　　前段时间，有个中学校长推荐的特招生在被北大面试的时候问招考人员，现在的北大是否还有当年的勇气与志向？那个招考人士回答得颇有官场特色：“特定的时代大学的使命是不一样的。”这话说得就像现在这些事情的注解似的：真正的大师成了观赏品与装饰物，而围墙倒是拆了又盖、盖了又拆，大量博士文凭颁给了官员与商人，就连推荐研究生都考虑到了出身，还说这是符合规定的。

　　越是市场经济，也就越需要有大师、文化与象牙塔，而在这种状态下，一个大学的堕落比一个政府机构的堕落更让人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