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伟长在古稀之年重履大学校长之职，很是引人注目。

　　“对此，中央组织部是有说法的。”林克对来访的傅赤先如是说，“中央组织部的意见是这样，这其实大致也是邓小平的意见：钱伟长不受年龄的限制，可以当这个校长。”傅当晚去照澜院看望钱伟长时，转述了林克的话。因为在此之前，中央统战部也听说了这个说法，并告诉了钱伟长本人，所以钱也对傅说：“我到你们那里去，中央组织部已经说清楚了，我不受年龄限制。”傅回到上海后，即把他听来的这些说法向上海市委做了汇报，市委的领导听后也都很高兴。

　　1986年，上海工大党政领导班子做了较大的调整，张华、傅赤先等不再担任学校领导，提拔了郑令德、徐匡迪、方明伦等人。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委员会(简称上海教卫党委)在讨论上海工大新一届领导班子组成时，也有领导提到了钱伟长是继续担任校长还是聘为名誉校长的问题，张华当即郑重表态：“钱伟长这才刚来了三、四年时间，从他来到以后，我们学校开始变化了，不能让他退下来。还有，让钱伟长退下来这个事情我们不好提，因为他来的时候中央曾指示，他不受年龄限制，所以还应当继续让他当下去。”上海教卫党委同意张华的意见，上海市的领导也同意让钱伟长继续当校长，汪道涵市长还曾特地关照上海工大党政领导班子，一定要尊重钱伟长。

　　钱伟长在上海工大及以后新成立的上海大学做校长，学校内部领导体制一直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学校的重大问题通过党委会全会、党委常委会或书记、校长联席会议充分酝酿讨论，发挥集体智慧，进行集体决策。凡是涉及学校重大事项，在决策前，党委书记都会认真听取钱伟长校长的意见，这已是学校的一个议事规则。张华的后任———郑令德曾经在学校说过这样的话，“钱校长说的话，我们都要经过认真思考，有不同想法也可以讨论，甚至也可以在钱校长面前争论，但是我们要知道，钱校长的阅历与思辨力是我等一班人所无法比肩的，他站在高处，看得比我们远、比我们深，我们对他说的话或要做的事一下子不理解是完全合乎常理的，换句话说，常常不是他老人家说得不对，而是我们还没有完全听懂。”

　　在上海工大，凡是和郑令德共事过的甚或听说过她经历的人都知道，她说这番话既不是单纯地出于对党外民主人士的一种尊重，更不是出于无原则的奉承，因为这从来就不是她的风格。郑令德195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后来去哈尔滨工业大学进修，1964年调入上海工学院电机工程系，从助教做起直至教授，历任教研室副主任、系副主任、副校长、党委书记，1992年调任上海教卫党委书记、教委主任。这是一位身型娇小、外表柔弱内心却十分刚强的女性。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说她“忠实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再怎么揪斗她，她就是不肯低头认错；工宣队(笔者注：文化大革命中进驻大学、代表工人阶级“占领并领导上层建筑”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头头”在“批林批孔大会”上点名批判她，说她是“复辟回潮的骨干”，她居然当场站起来顶撞。在那万马齐喑的年代，她的这股子不迎合权势、敢说敢为的胆识终是让人佩服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她就很能得到学校教师、干部的推崇。也正因为如此，她对钱伟长能有上述的认识，说出这样的话，对于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影响就格外大。她的后任———吴程里也说过很实在的话，他说：“钱校长是国家领导人，他有很多时间在全国到处视察，又能常常参加中央层面的各种会议，凭着他的丰富阅历与判断力，总能抓住现实中所存在的要害问题以及事物发展的大趋势，因此，他在学校对我们讲的话，要叫我们做的事，都传递着上面最新的也是最重要的信息，我们照着他说的话去做，往往就能在高等学校之间激烈的竞争中占得先机。”从张华到郑令德、吴程里，到后来的方明伦，再到现在的于信汇，学校历任党委书记对钱伟长校长的尊重都是发自内心的，也是完全站在党的立场上的。

　　长期以来，上海工大及后来的上海大学逐渐形成的由这样一批党委“一把手”的政治智慧所促成的体制特征，已成为办学特点之一。这一特点得到中央和上海市委的充分肯定。上海工大于1993年获得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和国家教育联合颁发的全国“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高等学校”荣誉称号，全国获此殊荣的高校共33所，上海仅一所。在上海工大党委的汇报稿中，明确写道：“我们坚持贯彻民主集中制，凡校内重大问题，都经过党委和校长联席会议集体讨论决定。领导班子在讨论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几年来，在重大问题决策后，没有出现领导班子有两种声音，各行其道的情况。”1998年，上海大学再度获得全国“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高等学校”荣誉称号，这一次全国高校中获此荣誉的是37所，上海是上海大学和同济大学两所。上海大学党委在这一次汇报稿中写道：“合并四年来，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虽有较大变化，但党政一班人一如既往坚持民主集中制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严以律己，深入实际，在广大师生员工中树立起良好的形象，起到了领导核心作用，成为广大师生员工的凝聚点所在。”

　　自从钱伟长到上海工作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的新贡献给予很高的评价与尊重。李岚清副总理于1993年视察了上海工大，1999年又视察了上海大学，他在两次视察中都高度赞扬钱伟长校长为学校发展所做的贡献。2002年，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专程来校祝贺钱伟长90华诞，称他为“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好朋友”，是“科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三位一体’”。从朱镕基到习近平，再到俞正声，到任上海以后，总是会尽早到学校来看望钱伟长，黄菊、陈至立、徐匡迪等领导来的次数更多一些。这些领导到学校来，总是要叮嘱学校党政领导班子一定要尊重钱校长，尊重他的办学思想。

　　上海的市委书记和市长都直接关心和支持钱伟长的工作，关心他的衣食住行，惦念他的健康。他刚到上海时，市政府曾考虑过在市区内为他夫妇找所房子，后来还是同意学校的申请，在校内建了一个招待所，主要用于接待来访专家和国际友人，同时也方便安排钱伟长夫妇的饮食起居。招待所于1984年建成，是一幢四层楼的小楼，总建筑面积1641平方米，钱伟长为这个招待所题名并书赠“乐乎楼”，寓自“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在二楼有几个房间，用作钱伟长夫妇的卧房、起居室(兼会客室)、书房兼办公室。从此以后，钱伟长夫妇就以此为家、以校为家。所有房间的布置非常简洁，没有豪华家具，沙发、桌椅都是招待所的配置。现在的“乐乎楼”是于2000年在原址扩建而成的。

　　钱伟长对饮食从不挑剔，既不抽烟，也不喝酒，饮茶也不讲究。起居很有规律，早上7点起床洗漱，吃完早饭后在楼道里或者在校园内走走。8点开始工作，包括接待来访客人、听秘书念当天的报纸、或找人谈话、或召集会议。中饭后午睡，一般到三、四点左右，然后又开始工作，常常工作到深夜。每当夜深人静，他就沉静在思考与科学计算中，这已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了。他经常到校园里散步，到了90岁以后，行走多有不便，即使坐着轮椅，他也要工作人员推着他到校园里去转一转。他说最喜欢看学生穿梭在校园里、步履匆匆地赶往教室上课，每当这时，他就会兴奋地点头说：“很好！”一旦看不到人，他会马上嗔怪道：“人都到哪里去了？”等到旁人告诉他，学生们放假了，他才放下焦急的心情。学生们看到钱校长都会热情地上来打招呼，对于学生要求合影的要求，他总是展露笑容，积极配合。

　　钱伟长小时候受父辈影响，喜欢围棋，闲暇时喜欢自摆棋谱，在“黑白世界”独自驰骋。除了围棋以外，他特别喜爱足球项目，20世纪80年代他还会请秘书帮他搞门票，直接去球场观看比赛，后来出行不方便了，就在住处看电视转播。看世界杯足球赛，还会半夜里起床，也不要家人和秘书提醒。2006年8月某日，前“世界足球小姐”孙雯以新民晚报记者的身份来采访他，让她吃惊不已的是他对足球的理解以及关于体育的精辟论述。

　　钱伟长是一校之长，还兼任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的所长、《应用数学和力学》杂志的主编，在2000年前他还一直招收研究生，可以说他是学校的“全职”员工，但他的工资关系一直在北京全国政协机关，所以他说，他在上海既不拿学校房子，又不拿学校工资，“我姓钱，但我没有钱”，就是一心一意想把学校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