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7月19日，孙中山到达日本横滨，很快就前往留学生集中的东京。在东京，孙中山找到了留学界享有很高威望的黄兴，商定与华兴会联合的问题。孙黄会见确定了兴中、华兴等会联合建立全国性革命政党的决策。7月28日，孙中山又与华兴会的骨干宋教仁、陈天华等会谈。会谈中，孙中山始终着重地强调建立一个统一的革命组织对革命发展的重要意义。7月29日，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等共同商议华兴会会员参加同盟会一事。经过激烈的讨论，在东京的大部分会员决定参加同盟会。

　　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和黄兴派人分头邀请各省倾向革命的留学生，在东京举行建立同盟会的筹备会，商讨组建统一的革命组织问题。到会的有70余人，包括来自17省的留学生。会上，孙中山、黄兴等先后发表演说，分析当时形势，痛陈革命大义，阐明进行革命的方法和组建统一革命组织的必要性。经反复磋商，最后确定组织名称为“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同盟会的政治纲领。同盟会筹建工作至此大体就绪。

　　8月13日，东京正是盛夏季节，在结构精巧的富士见楼，中国留学生和华侨举行欢迎孙中山大会。这是孙中山到日本后第一次在盛大的留学生集会上公开露面，也是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前夜由它的领袖向广大群众宣布政见的重要政治活动。到会的有1300多人，还有数百人伫立在街旁仰望楼上。这样的盛况，对于东京留学生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孙中山发表了富有政治远见和强烈鼓动性的演说。一开始，他就热情洋溢地对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作了充分的估计，接着分析中国只是在近代才落后西方。他充满民族自豪感地预言，拥有五千年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批评君主立宪主义和无所作为的悲观论调，热烈地号召中国人民下定决心，鼓起勇气，迎头赶上，不惜以流血为代价，“以谋独立而建共和”。孙中山慷慨激昂的语言，深深地感染了到会的听众，经久不绝的掌声显示了留学生对孙中山倡导的革命事业的坚决支持。欢迎孙中山的大会，敲响了同盟会正式宣告成立的钟声。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举行正式成立大会，到会的有百余人。大会修改并通过了由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负责起草的章程草案，确认了同盟会的政治纲领，规定凡其他革命团体宗旨相同而有愿意联合为一体的，概认为同盟会会员。章程规定，同盟会本部暂设东京，本部机构遵循三权分立原则，在总理之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大会一致推举孙中山为总理，选出黄兴任执行部庶务科总干事，协助孙中山筹划一切，主持本部工作。

　　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最初就是十六字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905年11月26日，孙中山在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明确阐释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民族主义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所含内容，即孙中山所说的民族革命。具体含义是主张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反动腐朽的清王朝统治，建立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实现中国的独立和国内各民族的平等。在用民族主义概括阐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时，孙中山注意强调“驱除鞑虏”，实行民族革命，并非是遇到不同民族的人便排斥他，指出革命党人并是恨所有满洲人，而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

　　民权主义即“创立民国”，也就是孙中山所要进行的政治革命，在同盟会纲领中居于核心地位。民权主义主张推翻清王朝统治的同时，废除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孙中山强调实行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是革命党人统一的任务，必须在进行民族革命的同时进行政治革命，不能分成两次进行。民权主义是政治革命的根本。

　　民生主义即“平均地权”，也就是孙中山所说的社会革命。按照孙中山的解释，即鉴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贫富两极分化，劳资尖锐对立，社会动荡不安的局面，中国在革命成功后，应立即解决土地问题，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一次性完成，以防止西方社会种种弊端在中国重演。

　　以孙中山为领袖的中国同盟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它的诞生，使全国革命从此有了一个指挥中心，成为民主革命运动高涨的新起点。同盟会本部成立后，在孙中山亲自主持下，首先抓紧进行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国内外支部、分会的组织建设；二是《民报》的创刊和对保皇派的论战。同时，也为新的武装起义做了积极的准备。

　　4． 革命派同保皇派的论战

　　正当孙中山准备重整旗鼓，把革命队伍重新组织起来的时候，却与保皇派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和交锋。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集中力量与资产阶级改良派展开了一场大辩论。这是继戊戌变法以来，中国近代史上又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思想解放运动。

　　这次大辩论以《民报》的创刊为正式发端。1905年11月出版的《民报》第1号，除孙中山的《发刊词》从正面阐发了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外，其余文章大多是从不同角度对保皇派进行批判。1906年4月28日，《民报》作为“第三号号外”单独印行《〈民报〉与〈新民丛报〉辩论之纲领》，正式揭开革命派和保皇派之间大论战的序幕。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关于民主革命的辩论，实际上从1901年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就开始了。从1905年秋同盟会的成立及其机关刊物《民报》的问世，辩论才达到全面决战的火候。革命派和保皇派分别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外内外20余家报刊先后投入论战，从1905年至1907年，辩论持续了两年之久。革命派和保皇派辩论的核心是——中国往何处去？内容涉及很广，但实际上主要是围绕孙中山提出和阐发的同盟会纲领进行的，即集中在要不要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要不要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三个方面的问题上。

　　在要不要以暴力推翻清政府的问题上，保皇派蓄意抹杀清政府对内残酷镇压、对外投降卖国的客观事实，美化清政府的统治；危言耸听地宣传革命不仅要造成连年战争，血流成河，而且会招惹帝国主义的干涉，导致“灭亡中国”的惨祸。革命派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批判了保皇派为清政府辩护、诽谤攻击民族革命的种种荒谬论调，揭露清王朝对内进行严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对外奉行屈膝投降的卖国政策，结果把中国搞得四分五裂，鲜血淋漓。革命派义正词严地宣布：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为了人民的自由和社会的进步，就必须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反动卖国的清政府。

　　在要不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问题上，保皇派认为，中国不仅不能实行民主共和，甚至也不可以立即实行君主立宪，而只能先实行开明专制，中国社会必须由君主专制的“据乱世”，经过君主立宪的“升平世”，然后才能进入民主共和的“太平世”。革命派阐明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相信中国人民有能力建设一个民主共和国。革命派在广泛宣传民主共和思想的同时，进一步划清了革命与保皇的界限。

　　在要不要改变土地制度即要不要实行社会革命的问题上，保皇派明显地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美化封建土地制度所有制。革命派坚持社会革命不仅可能与政治革命并行，而且应该与政治革命并行，阐明了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重要性和积极作用。

　　革命派和保皇派的论战，进一步划清了革命与保皇的界限，扩大了民主革命阵营，致使同盟会的革命纲领日益深入人心，而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则陷入了极端孤立的境地。1907年7月，梁启超在无可奈何中，将《新民丛报》草草收场。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5．革命派的武装起义

　　中国同盟会一成立，就着手准备武装起义。革命派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同保皇派进行激烈论战的同时，大力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对清王朝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从1906年到1911年4月，革命党人连年不断地发动武装起义，较为著名的就有10余起，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进入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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