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日报北京3月11日电 日前，海盐县百步镇兴欣服装厂负责人陈见英给正在北京采访全国两会的本报记者打来电话，托记者帮忙问问，解决招工难，代表们有啥好点子？

　　无独有偶，温州大学法学专业应届毕业生王燕丰也打来电话，希望代表们能多关注大学生的就业问题，让找工作不再这么难。

　　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该如何破解？本报记者今天采访了出席全国人大会议的我省部分代表，请他们出点子、来支招。

　　招工难不代表缺劳动力

　　“用工荒？先别慌！一定要客观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表示，春节刚过，的确有不少企业招不到工人，然而过了正月十五，招工难的紧张形势就大大缓解了。这里其实有个“时间差”的问题，“沿海企业过了年初七就开门做生意，而回老家过年的农民工按当地习俗，则要过完正月十五才出来打工，时间上的不同步，自然造成了临时性的用工紧张。”

　　事实上，当许多企业在抱怨“招不着工”的同时，更多的劳动者正为找不到就业岗位而发愁。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信息，我国劳动力供求矛盾依然突出，城镇就业缺口约在1200万人。

　　“招工难，其实是招熟练的技术工人难，比如钳工、车工等。”全国人大代表、华峰集团董事局主席尤小平说，越来越多的企业需要稳定、有一定技术的“好工人”，在招聘时设置了一定的门槛，但许多应聘者却达不到要求，这是结构性的缺工。因此，出现了一些企业“招工难”，而一部分农民工“找工难”的现象。他表示，这反映出就业培训欠缺，就业市场供求错位，企业想招的招不来，求职者想进的进不去。

　　代表们还认为，所谓的“用工难”，严格来说应该叫青壮年员工稀缺。有些行业的“年龄歧视”、“性别歧视”也导致了“用工难”。尽管一些企业高喊“招工难”，但到了招人的时候，都愿意挑选年轻力壮的劳动力。一些企业出于管理考虑，专门招女工。这些因素都严重限制了劳动力的供给空间，加剧了用工难的程度。

　　光涨工资未必能留得住人

　　如今，产业格局的变化引发了劳动力的转移。工厂开到家门口，农民工已经没有太大动力和必要远走他乡求生计。不少沿海企业为了增加招工吸引力，纷纷给农民工涨工资。可是，光靠涨工资就能把人留住吗？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富润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赵林中提出了《完善劳动者权益保护制度的建议》，他认为企业能做的有很多方面，不仅要为员工购买保险、增加工资、解决住宿等等，还要改善工作环境，不能拿员工当机器一样使用，要让他们有归属感。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对暂不具备落户条件的农民工，要解决好他们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赁、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实际问题。

　　对此，尤小平代表建议，新生代农民工是未来产业工人的主力军，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巨大人力资源，政府要有效加强对农民工，特别是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帮助他们成为技术性和技能型人才。同时，可在廉租房政策、保障性住房政策、户籍制度改革方面倾向于有技能的产业工人，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尽快融入城市。

　　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

　　用工难并不代表就业容易。恰恰相反，矛盾的另一面——就业难，依然困扰着一些大学毕业生。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继续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放在首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日前透露，每年进入人力资源市场的大学毕业生有600万左右，其中，约三成大学生就业困难。

　　“大学生就业难，很多时候反映出现行高等教育重知识轻实践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院长王梅珍指出，大学应针对社会需求，把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相结合，从过去片面强调“动脑”转向“动脑”和“动手”并重。她建议，邀请专业中介机构根据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需求、接受程度和满意程度进行综合评价，为高校调整设计课程提供一定参考，从而使学校教育和就业市场顺畅衔接。

　　代表们普遍认为，当前招工难和就业难“两难”并存，反映出我国的职业教育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农林大学环境科技学院教授徐秋芳建议，各级政府应加大对高等职业学校的资金投入，加强对大学生的职业培训和创业培训。她说，这些措施可以让大学生的就业渠道更多样、更畅通。

　　还有代表认为，如何鼓励、引导大学生离开生活成本高、工作难找的大城市，到对人才需求迫切的基层和中西部地区去，也是地方政府和学校需要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