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温总理，您担任总理的职务已有8年，可能将于2013年卸任，您希望为后人留下什么“遗产”？您在多个场合谈到提倡政治改革，考虑到中国现在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您认为应实行什么样的改革，以使中国政府更加有效地解决人民的关切、问题和不满？比如说您支持某些领导职位进行直选和差额选举吗？

　　温家宝：你的第一个问题问得早了一些。我的任期还有两年，我面临的工作还十分繁重。我应该像一个战士一样，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持到最后一天，做到“忧国不谋身”，恪尽职守。

　　我认为改革是历史永恒的主题。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应该协调推进，这是因为，首先，世界上一切事物不会是亘古不变的，“如将不尽，与古为新”。只有不断地改革，党和国家才会充满生机和活力。第二，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保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成功，已经取得的成果也有失去的危险。第三，当前，我以为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而要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我深知“国之命，在人心”。消除人民的怨气，实现人民的愿望就必须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第四，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我们不仅要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逐步减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现象，而且要解决教育、医疗等资源分配的不公，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而做到所有这一切，都必须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第五，要给每个人以受教育的机会，充分发挥人的独立思维和创造精神。只有人民有积极性，我们的改革和建设才有坚实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民主的真正含义。我们已经在县和不设区的市实行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在村一级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在市以上以至中央，我们还实行的是间接选举。我们在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当中实行了差额选举。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是要相信，群众能管好一个村，也能管好一个乡，也能管好一个县，这需要一个过程。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有稳定的、和谐的社会环境，在党的领导下有序地进行。

　　中央电视台记者：总理您好。我们特别关注民营企业的发展问题。因为在这些年当中我们看到国务院先后出台了两个36条去引导和鼓励民营资本不断获得健康发展。对此有很多民营企业是充满期待的。但是我们也听到有一些民营企业认为，政府对非公经济的支持是雷声大、雨点小，实际过程当中有很多民间投资还会面临有形或者无形的障碍，似乎“玻璃门”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而且在社会上针对“国进民退”的说法也有不少争议。请问总理，您如何来看待这样一个问题？

　　温家宝：我们的方针是要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同时支持、鼓励和引导非公经济的发展，就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我们在2005年出台了支持、鼓励和引导非公经济发展的36条。去年我们又出台了鼓励和引导民营资本投资的36条。应该说，这两个36条“雷声”不小。为什么说它雷声不小呢？因为我们明确地提出，无论在法律层面，还是在政策层面，无论是在财税金融政策，还是在准入政策上，我们对不同所有制的企业都一视同仁，鼓励相互竞争，共同发展。为什么许多非公企业还感到“雨点”小？甚至提出存在所谓“玻璃门”和“弹簧门”的现象，我以为最重要的就是落实不够。大家如果注意这两个文件，后一个36条其实是对第一个36条的补充，它在政策和准入的细节上都作了许多明确的规定。我们正在着手制定新36条的贯彻细则。我相信，这两个文件将会进一步推进非公经济的发展。

　　目前不存在所谓“国进民退”的问题，同样也不存在“民进国退”的问题。应该说，3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有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对于国有经济的发展，今天我不想着重去谈，单就你提到的民营经济发展来说。在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当中，民间投资已经超过50％。在工业企业当中，无论从数量、产值、资产总量还是从业人数，都超过了国有企业，这是一个事实。国有经济虽然比重降低，但它依然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国有企业在不断深化改革，特别是通过股份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吸收了大量的社会资本和民间资本，这样也有利于国有经济的发展。我们一定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共同发展。

　　俄通－塔斯社记者：总理您好。我在中国工作已经18年了，我非常喜欢中国，也习惯了在中国的生活。但是最近发现物价变贵了，请问通货膨胀的原因是什么？很多俄罗斯的媒体都称赞中国政府采取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措施。他们说这些措施让人觉得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受到的金融危机影响较小，您是否同意这个看法？

　　温家宝：你的问题重点在第二问，因此我先回答你的第二问。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影响很大，如果我们回想2008年底到2009年上半年，当时国际贸易下降26％，而中国的出口要占到GDP的近1／3，波罗的海指数一度快跌到零。我到深圳集装箱厂去考察时，连一个集装箱的订单都没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最低降到3．8％，不少企业停产，大批农民工返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实施了包括四个方面内容的一揽子计划。这就是：大规模的财政投入和结构性的减税，使企业恢复活力；大幅度地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使民生继续得到改善；大力度地加强科技支撑，使经济充满后劲；同时大范围地推进重点产业调整振兴，特别是发展新兴战略产业。所有这些都不是单一地解决眼前的问题，而是着眼于长远的发展。

　　我们实施了4万亿的投资。关于投资比例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详细阐述了。你问的问题的要害就是所谓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冲击小。我跟你讲，事非经过不知难。我们经过这样的努力，使中国在世界上率先回升向好，从而避免经济建设遭受重大的挫折。这一点是举世公认的。至于通货膨胀，我方才已经多次讲过，这次通货膨胀是国际范围内的，在很多新兴国家，CPI都达到8％以至10％，原因我也已经分析了。我们注意在抑制通货膨胀中，要管好货币。也就是说要控制市场的流动性，从根本上消除通货膨胀的基础。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我想请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问题。我们留意到中国的知识界对于“十二五”规划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为中国的未来指明了更好的方向。但是中国有一句话叫知易行难。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个概念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一直提到今天，请问温总理，您认为“十二五”规划要得到真正地实施，真正地贯彻落实，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温家宝：你提到转变发展方式知易行难，最难难在什么地方？我以为难在两个方面：一是观念，一是创新机制和干部考核的标准。所谓创新机制，就是要建立和完善鼓励科技进步、人才成长的机制，决定一个国家发展的主要在教育和科技。我一直强调，中国的振兴不单在经济总量，根本在人才和科技进步。通过改革促进产学研的结合。我以为有两个数字比GDP更为重要，一是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是研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这两条就决定了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的创新力量，这才是最有力、最持久、最可靠的发展因素。所谓观念，就是要彻底转变唯GDP的观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需要不断地增加经济总量，但是这种总量的增加不能以过度地消耗资源、能源和污染环境为代价。那样不仅不可持续，而且会给我们子孙后代造成影响。与它相关的就是干部政绩的考核。我以为对干部政绩的考核，不仅要看一个地区的经济总量，而且要看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协调，社会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公平正义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如果不彻底从根本上解决这两条，我们现在制定的规划也是难以实现的。

　　新华社记者：总理您好。去年农民收入的增长是27年来首次超过了城镇居民。请问总理，这是否意味着在扭转城乡差距扩大的进程中出现了一个拐点？“十二五”时期能否保持住这种变化的趋势？

　　温家宝：应该说，这些年来农民的收入有大幅度的增长，到去年达到5919元，增长幅度超过10％，也超过了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农民收入的增长大致是三个来源。一是农产品，或者叫农业收入。我们在2006年全部免除了农业税，每年减轻农民负担超过1335亿元。与此同时，我们开始对农民实行生产补贴，去年的补贴额超过1200亿元。此外，我们在农村实行了免费的9年义务教育，并且对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的孩子，免除了书本费和住宿费。在中等职业学校，我们还特别规定，对来自农村的孩子和学农专业的孩子全部免费。这些都是农民收入增长的一些重要因素。二是工资性收入。这是更为重要的。我们取消了对农民进城的歧视政策。现在农民进城务工的多达2．42亿人，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占到50％。三是部分农民有财产性收入。农民收入应该说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我们不能盲目乐观，农业基础还不够巩固，农民收入增长也还不够稳定。农民收入的增长是我们实现社会公平，特别是收入分配公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为此，我们还要做出极大的努力。比如，我们前几年农产品的价格提高了20％－40％，在这个基础上，今年我们继续大幅提升粮食最低收购价。我们正在积极稳妥地实行户籍制度改革，让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进城落户。同时，着力解决农民工生活和工作存在的问题，包括培训、子女上学和社会保障。所有这些，都会进一步提高农民的收入。

　　温家宝：最后，在座的有日本记者吗？我想说几句话。三天以前，日本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地震灾害，给日本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想借此机会，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在这次灾难中遇难的日本人民表示深切的哀悼，向全体日本人民表示诚挚的慰问。中国也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我们感同身受。在汶川发生特大地震的时候，日本政府派了救援队，并且给中国以物资上的支援。我们的救援队昨天已经到达日本，我们运送的救灾物资也送到了日本。我们将根据日本的需要，愿意继续提供必要的帮助。请你代为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