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梁氏口述，感到许多历史细节格外生动有趣，而且很有现实意义。他回忆说，他无大学学历，但是蔡元培却坚持聘他在北大哲学系任教，不过由于当时他仍在司法部任职而无法分身，于是就提出由自己在图书馆认识的好友许丹代课，蔡元培欣然同意。所以，许丹几乎带课一年，代他讲“印度哲学概论”。后来，他就以许丹的讲义为基础，出版了《印度哲学概论》一书。这种故事，实在有点难以想象。他与当时的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也很熟悉，李大钊当时已经信仰共产主义、并开始组党活动。很多人都曾回忆说，李大钊的性格温和厚重，但是梁漱溟却从一些细节看到了李大钊性格中热烈的一面，他回忆当时李大钊领导学生上街游行的时候，并不温和，而是很有热情，很热烈。

　　梁漱溟一直都很注重乡村建设。当时阎锡山治下的山西农村被称为“模范”，但他去实地考察之后，却很不满，认为问题很多。在梁漱溟看来，建设农村尤其要重视乡民的自觉主动性，要充分启发民众的觉悟，只有当获得了充分的民众自觉，“农村建设”所面临的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如果缺乏群众的自觉，“农村建设”的效果就难以持久。

　　1917年，在从长沙回北京途中，梁漱溟见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感慨不已，写了题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长文。他写道：中国的事情如果要办马上就有办法，“今但决于大家之办不办，大家之中自吾曹始，吾曹之中必自我始。个个之人各有其我，即必各自其我始。我今不为，而望谁为之乎？嗟乎!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他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并非以救世主自居，而是强调每个人都要“从我做起”。 （雷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