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早在2009年，国家发改委、铁道部、交通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利部等七部委就针对重大工程的安全质量问题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重大工程安全质量保障措施的通知》。通知指出，近年来，在重大工程领域，仍有一些项目前期工作准备不足、深度不够，不顾客观条件盲目抢时间、赶进度，安全质量管理不严，责任制未真正落实，造成工程质量下降，安全隐患增加。要求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然而，时至今日，这些重大工程为何在层层监督下仍不顾质量抢时间、赶进度?

　　“应该说质量比工期更重要，质量应该重于一切。但是，一些工程建设单位往往打着某种旗号，认为只要赶工期就可以了，质量可以放在次要地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俊海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当然，这也是和工程决策者有直接关系。赶工期、献礼，可以提升自己的政治资本。但这实际上直接损害了群众的根本利益。工期可以赶、可以献礼，但献的应当是质量过硬的产品。”

　　“这是一种典型的畸形政绩观的表现。”对于这种“赶工期”现象，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王敬波向《法制日报》记者分析说，在官场中，这种畸形政绩观主要表现为两类，“第一是形象工程，大搞大公园、大广场来体现自己的政绩；第二就是这种赶工期的献礼工程”。

　　“之所以出现这种畸形政绩观，实际上与目前实行的地方官员评价体系分不开。在一些评价体系中，虽然并没有把诸如献礼工程作为一个评价条件，但事实上在官场已经成了一种潜规则。”王敬波说，献礼工程有时候甚至变成捞取政绩的一种资本。

　　“同时，这也体现出官员的一种政绩焦虑感，他需要用最短的时间，用最大成绩来表现自己，进而得到上级的重视，为升迁赢得筹码。这事实上就是一种畸形政绩观的表现，完全不遵循科学发展规律、不遵循客观事实，抢时间、抢资源、抢人力，最终是想抢个好彩头，抢着为自己升官。”王敬波说。

　　矫正政绩观需完善评价体系

　　查阅相关资料不难发现，关于扭转官员政绩观、完善干部任用制度的讨论由来已久，但是问题却迟迟不能得到解决，症结何在?

　　刘俊海认为，主要症结在于问责机制不健全，“出现这样的工程质量问题，往往只处分一些职位不重要的官员。也就是说，不看质量的赶工期如果没出问题，可以升官；如果出了问题，就由‘小鬼’顶着。在这种情况下，谁还会在乎质量问题?这是一个由于没有追究主要决策者的责任而带来的问题”。

　　而王敬波则指出，症结主要出在行政决策上。

　　“建筑工程什么时候能够交工使用，是有工期限制的，这是一个科学问题。但很多地方之所以赶工期，都是由领导拍脑袋决定的，是盲目决策。一味地追求政绩表现，但对质量却缺乏重视，不尊重客观发展规律。在决策的过程当中，这实际上是缺乏民主决策机制的一个表现。”王敬波说，“其次是部门之间存在问题。质量监督部门没有发挥出有效监督工程质量的作用，更多的是以上级指令为决策依据。这就导致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之后出现工程质量不过关的现象。质量监督部门对领导的决策听之任之，没有发挥出切实的作用。”

　　王敬波认为，现行的官员评价体系同样需要进行完善，以达到更加科学合理的状态。

　　“还有一点需要明确的就是工程建设的责任归属。对工程建设质量的责任追究要明确责任人，即使负责工程建设的官员退休了，如果工程出现了问题还是应该予以追究。”王敬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