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边倒”到“反两霸”

　　玛雅：进入60年代，随着中苏矛盾不断激化，中国外交从“一边倒”进入“反两霸”时期。这也是一种因应时局变化的战略选择？

　　章百家：与“一边倒”不同，“反两霸”并不是在对形势作出冷静清晰的判断后作出的战略选择，而是在中美关系僵持、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多少有些即兴之作的成分。

　　玛雅：为什么这么说？

　　章百家：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提出：“当前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世界形势的总趋势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10月，中国报刊公开呼吁：“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世界，一定要建立起来。”这种对形势的分析以及据此提出的任务，今天看来几近荒诞。

　　这个时期，中国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出现了重大偏差，主要是高估了美苏合作的可能性，低估了美苏之间的矛盾；高估了战争和革命的可能性，低估了世界和平发展的可能性。这种偏差致使中国的对外政策日趋激进，试图在推进世界革命的进程中发挥主要作用，使中国完全以现存国际秩序挑战者的恣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结果，作为中国外交政策基础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削弱了，“革命不能输出”的信条不再被认真遵守，对外援助也不再量力而行，国家在对外交往中的许多实际利益被弃之不顾。

　　然而，无论如何，中国领导人在这一时期为坚持独立自主、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的斗争都是必须加以肯定的。正是因为中国敢于同时与美苏两个大国对抗，才得以在冷战的大环境下逐步成为世界舞台上一支完全独立的力量。

　　玛雅：从积极的方面看，可不可以说，这种独立自主、不畏强权的国际形象和地位，为后来的外交和战略调整奠定了基础？

　　章百家：的确。70年代初期的外交和战略调整，是中国第一次作为一支主要的国际力量积极参与调整，而不是被动地卷入其中。调整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紧迫的安全问题。经过50年代后期以来十余年的发展，中、美、苏三方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苏联取代美国，成为对中国最大的和直接的威胁。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促使毛泽东、周恩来不得不重新思考外交和战略问题。按照他们的布置，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建议：利用美苏矛盾，缓解中美矛盾，力图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在寻求共同安全利益的基础上，联合美国，抗御苏联霸权主义。

　　玛雅：美国人说，是尼克松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很多中国人大概也这么认为。事实上，打破中美关系僵局，中国并不是被动的。这是一个双向选择，双方都有各自的利益需求。

　　章百家：1973年，毛泽东提出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次年，又提出“三个世界”的思想。这是毛泽东生前提出的最后一个大战略。这一外交政策的转变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中国外交活动的范围从此扩展到整个国际舞台，而此前基本被局限在半个舞台上。这一转变也具有深刻的国内政治意义，它与当时“左”的意识形态严重背离，是此后一系列国内政策转变的先导。更重要的是，当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启动之时，中国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进程也同时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