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力的辟谣就是拿出真相
18日,记者继续追踪国税总局“伪47号文”迷案时发现,该局新闻发言人仍未作出有效回应。这背后究竟有什么难言之隐?
“躲猫猫”引发不满
记者在网上查阅近两日有关“伪47号文”的新闻后发现,相对于前几日媒体的狂轰乱炸,18日媒体上关于“伪47号文”的声音渐渐稀落。
继续追踪该事件的《齐鲁晚报》18日发文称,国税总局“47号文”要成悬案,事件真相有可能被淹没在鱼龙混杂的猜测之中。记者关注各大媒体报道发现,除国税总局外,不少媒体记者还向北京警方作了求证,但依然未有结果。
记者注意到,连日来媒体对“伪47号文”报道的“风向”在发生变化。从开始对“谁伪造了47号文”的追问,到其后“47号文是否内部讨论稿”的质疑,一直发展到目前对国税总局这种“躲猫猫”态度的不满。
当日,《中国青年报》也发表报道,指出国税总局在应对“伪47号文”事件上“过于呆板”。同时,《红网》也刊发报道指出,“伪造47号文”风波不能只有辟谣没有真相。
其实,在整个过程中,国税总局并非没有一点回应。在15日发布“47号文系伪造”的声明之后,16日又在其网站上贴出文章,对新税法进行重新解读。
记者登录国税总局官方网站,在其“媒体视点”栏目中找到了该文,点击后记者发现,该文源自13日新华社记者对该局“相关负责人”的专访。文中还以“韩先生”的例子,来解释新税法中年终奖的计税方法。
随后,对于网上关于“47号文”系“故意泄露试探民意”的说法,该局一位人士予以否认。
记者发现,除了上述只言片语外,国税总局再没有正面回应和真相的公布。
联系采访有些难
面对纷纷扰扰的网络传言,自16日起至今,本报记者就努力联系国税总局,17日下午,记者终于拨通了该局所得税司的电话。一名男子接电话后,听说是记者,便说“我们不对外发布信息,你要了解什么,直接找我们新闻发言人”。但记者多次拨打他提供的新闻宣传中心电话,依然无人接听。
随后,记者又拨通国税总局办公厅电话,接电话的一位女性没等记者提问,便直接说:“现在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们不好说什么。”
记者表示,因外面传言太多,作为党报,我们想给公众提供些真实的信息。她表示,“我们是各干各的事,对于这事不太清楚。你还是问新闻宣传中心吧。”
记者问:“15日那个声明不是你们办公厅发布的吗?”她说:“那也是新闻中心提供过来我们才发布的。”
采访路径均被引向“新闻中心”。接下来,记者数十次轮番拨打新闻中心两部电话,终于在下午4时许,一位女士接听了电话。
记者说明采访意图后,她说:“有什么问题请先发盖有公章的传真。因电话中无法核实身份,不便接受采访。”
随后,记者草拟了一份采访提纲,罗列了“谁是‘伪47号文’造假者”、“对于网上提出的‘不妨将错就错’总局怎么看”、“有没有新政策来解决计税不合理问题”等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并加盖了本报总编办公章,传真过去。
18日,记者继续拨打国税总局新闻中心电话,电话中一直传出“对方无人接听”的语音提示。直到临下班前,那名女工作人员才再次接听了电话。记者告诉她昨日已按要求发了传真,并询问答案。她只说了句“我们先看看,我们会给你联系的”,便匆匆挂了电话。
三缄其口损伤公信力
一个“伪造的文件”为何吸引了公众如此多的关注热情?
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这个“假文件”的条款——对于“纳税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的计税,该“文件”给出了新方法:
“先将雇员当月内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除以12个月,按其商数确定税法规定的适用税率;然后以其商数及适用税率计算出应纳税额后,再乘以12个月,即为全年一次性奖金的应纳税额。”
按年终奖36000元计算,用“新方法”算出的税值,比现有方法少了1000余元。同时,该“方法”还解决了一个长期存在的税率临界点上“多劳少得”的问题。
资深媒体人信海光在其博客中评论说,假文件其实暴露出了真问题。“应如何对待假47号文所反映出的现有税收政策存在的不公平现象?假47号文之所以能够如此广泛传播,就是因为它反映出民心民意。”
很显然,这份假文件“修订”了一个不合理的年终奖计税办法,“解决”了一个多年没有解决的现实问题,顺应了“多劳多得”的社会分配原则。
对于国税总局的缄默,河海大学新闻传媒系主任沈晓静分析说,当前网络比较活跃,很多部门和官员因言而惹祸。国税总局可能是出于谨慎考虑,怕造成更多负面影响。作为国家职能部门,他说出来的话应该是确凿的,稍微有偏差,都可能被无限放大。
“一个公共事件从发生到给出真相,需要一个调查周期,这是很正常的。”沈晓静对记者说。同时她也认为,“态度是另一回事。他们应该把事情的进展及时告知公众,就算出不来最终结果和真相,也应不断出面沟通、及时回应百姓的疑问,这是很重要的。”
业内人士指出,常识告诉我们,辟谣的最有力手段就是给出真相,一味回避只能适得其反,从而损伤政府职能部门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