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8月18日《新京报》报道，铁道部相关人士证实，王勇平不再担任铁道部新闻发言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职务，另有任用。

　　不到一个月时间，王勇平给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从“7·23”动车追尾事故后新闻发布会上的“口不择言”、雷语迭出，到如今“突然却并不显得意外”的离任。有媒体甚至登出了王勇平在铁道部办公楼楼梯上挥手作别的照片，以至于有网友在微博上表示，“我已经开始同情王勇平了”。

　　就王勇平在动车事故新闻发布会上的表现，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博客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问道：“今日王勇平，明日谁？今日铁道部，明日谁？”这里固然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情愫，但更揭示了当前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困境，以及发言人必须要承受的制度不尽完善的代价。

　　在重大民生事件中，公众开始熟悉新闻发言人制度，大概始于非典肆虐的2003年。它的“年轻”当然无法和西方百余年历史的新闻发布会制度相比。但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新闻发言人制度在我国呈现出了迅捷的发展态势。近年来，国务院、部委、省市区三级新闻发言人制度基本确立，各级党委发言人也即将全面出现。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

　　然而，与此相对应的，作为一种发展中的阵痛，则是一些新闻发言人的表现屡屡招致公众不满。由于缺乏法规意义上的刚性要求，许多时候，新闻发言人们更被侧重于技巧训练、公关培训，有时甚至只是为了宣读新闻，把事情迅速“抹平”。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新闻发言人身上呈现出种种“怪现状”。《人民日报》曾将不合格的新闻发言人分为“无可奉告型”、“大包大揽型”、“照本宣科型”、“自我辩护型”、“报喜不报忧型”、“恼羞成怒型”、“感情错位型”等。这显然与新闻发言人的制度设计本意相悖，也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在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公众因为互联网而拥有愈来愈多的获取信息的渠道。公众对新闻发言人的期待更多集中到了“有问必答”、诚实与机智等表现上面。沉默、挑衅甚至王顾左右而言他，只会愈来愈激起公众反感。

　　这正是“王勇平”们不得不直面的制度困境与角色空格，也是有人开始同情离任的王勇平的重要原因。作为一种职务而不是制度设计的存在，“王勇平”们只能代表自己所处部门的利益，他们的功能有限，也绝非什么问题都可以回答，有时只能言不由衷。较之对信息公开需求越来越强烈的公众，“王勇平”们往往需要承受公众的愤怒。较之因为自己言辞不当引发的公众情绪，“王勇平”们更可能动辄得咎，成为“替罪羊”。

　　王旭明在当初离职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时曾说：“20年后回头来看，大家也许就会理解我现在的处境”。在笔者看来，王勇平离职的背影更是一个制度与角色的空格，它等待新闻发言人制度和信息公开的进步去填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