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授以鱼”到“授以渔”

　　机制创新为文化体制改革发展提速

　　在8月31日结束的第三次全国文化馆评估定级中，四川“高分”亮相：全省文化馆数量共计203个，居全国第一；32个国家一级馆，比上一次评估增加78%；全省上等级馆总数146个，增加85%。“免费时代”的文化单位如何运转得又好又快？重要的是我们建立起了一整套“管理—投入—供给”的创新机制。“正是这样的转变，让文化事业投入效益最大化，老百姓真正享受到了社会发展的‘文化福利’。”四川省文化厅厅长郑晓幸说。

　　天津电视艺术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纪美娟感慨似乎仍在眼前的转企改制：2009年3月，天津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取消职务职级的20多名员工跳进了市场的大海，以岗定编、按劳取酬。机制的转变带来了生产力的解放。纪美娟说：“以前三四年拍一部戏，如今一年拍4部大戏。”

　　文化体制改革不是请客吃饭，不只是给政策、给资金，体制、机制不顺，终究难以出现良性循环的局面。

　　各省市区在实践中因地制宜，务求实效，积极探索，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浙江等省提出“转出一批、改出一批、放出一批、扶出一批”的思路，推进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重庆市已完成转企改制的经营性文化单位已达60家，重庆出版社整体转制以来，集团主业销售收入翻了近三倍，总资产是2003年的近四倍；河南省电影公司改制成立河南奥斯卡电影院线有限责任公司，打破影片逐级发行模式，票房收入在全国的位次由2004年的第二十二位跨入前10位；江西省新闻媒体宣传与经营“两分开”改革稳步推进，江西日报社以“一媒体、一公司”为突破口，将“五报三刊一网”的经营性资产剥离；面对改革中最难处理的职工和企业的利益问题，山西省用足用活现有政策，确保改革成本支付到位，遗留问题解决到位；贵州省广电网络公司率先破解“广电第一难事”，实现一省一网，创造出“先整合运营、再资产重组”的“逆向操作模式”……

　　进一步理顺政府与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做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依法管理，也是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转变政府职能，就是要从经办文化事业的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把主要精力放到定政策、做规划、抓监管上来，转到依法行政、社会管理和公共事务上来。”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党组书记陈俊年形象地将这种转变称作“瘦身运动”。

　　基于同样的改革目标，山东创造了具有示范意义的文化综合执法管理模式——“临沂模式”：改革文化管理体制，打造文化行政主体，实现了由“办”向“管”、由管微观向管宏观、由主要管理直属单位向管理社会的三个转变。

　　从“私房菜”到“家常菜”

　　成果共享为文化发展蓄能

　　改革是手段，发展是目的。随着文化体制改革全面铺开，文化改革发展的成果已经显现。层出不穷的文化精品是“私房菜”、惠及百姓的文化服务像“家常菜”，皆为全民共享，为下一步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化积蓄了巨大能量。

　　素有“中原汉文化坚守者、多元文化聚合体”之称的福建，将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放在优先位置，已经基本形成覆盖省、市、县、乡、村的五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在陇原大地上，《读者》、《大梦敦煌》、“农家书屋”，一款款出自于甘肃本土的文化品牌，已经成为一个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影响和改变着当地百姓的精神生活。

　　有志气的宁夏人提出：“宁夏改革的步伐不能落后，小省区也能办大文化！”“百乡千场”送戏下乡每年都超过1500场，广场演出每年都超过1200场。与此同时，大型原创回族舞剧《月上贺兰》，不仅在全国巡演了80场，而且演到了埃及、卡塔尔。

　　云南把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优势，推出了《丽水金沙》、《云南映象》、《蝴蝶之梦》、《云南的响声》等一批文艺精品，创造了文化产业发展的“云南现象”。

　　海南的文化改革发展则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文化与旅游紧密结合，与旅游业形成良性互动；二是文化与高科技相结合，发展后劲足；三是形成园区化、集聚化发展模式。

　　作为中国通往东盟的桥头堡，广西文化“走出去”特别是针对东盟的交流活动更加频繁活跃：大型历史舞剧《碧海丝路》赴马来西亚访问演出引起轰动……

　　“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不同的发展思路、不同的人文资源、不同的基础条件，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不同的舞台上各展其长。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壮丽景色，正越来越清晰的出现在我们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