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点好事怎么这么难”

　　在高敏之前，深圳有一位著名的眼角膜劝捐员陈淑莹。在得知高敏即将揽下这摊活计时，她辗转找到高敏，只说了一句话：“这件事儿很苦，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高敏起初不以为意——她觉得自己与陈淑莹不同。陈淑莹是“劝捐员”，而她是“协调员”。这意味着，她不需要向陌生人搭讪或游说，只有本人或家属明确表示了捐献意愿后，她才会进入工作。

　　但现实远没有她想得这样简单。

　　深圳一些医院里，放置了器官捐献宣传资料台。大部分被填写后扔进玻璃箱的捐献志愿书，“近亲属资料”一栏为空白。高敏便一一打电话过去问本人：“你的家人知道吗？”

　　“不知道，我都是成年人了，我的事情我做主。”大多人不以为然。

　　2003年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规定了身后捐献人体器官应符合的诸多条件，其中一条是，“死者近亲属书面同意”。这意味着，不论捐献者生前是否签署了志愿书，或是口头表达过意愿，最终决定权还是在近亲属身上。

　　有时，意向捐献人已离世，而近亲属却没有通知高敏。那些塞在背包里的捐献志愿书，有一部分很可能已经成了废纸，高敏却仍不知道——志愿书没有法律效力，它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却也脆弱，能轻易地被阻挠、被忽视和被推翻。

　　截至2009年6月底，中国内地各红十字会累计登记捐献遗体6.78万人，但最终实现捐献意愿的只有8400人。现实情况是，本就少得可怜的捐献因各种因素而一次次流产。

　　2010年，东莞一个27岁的小伙子黎宏，半夜上洗手间时摔跤磕到后脑，突然去世。与他同在一处打工的亲姐姐，决定捐献器官和遗体。

　　然而，姐姐无法做主。根据“近亲属范围及顺序”的规定，第一顺序为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才是兄弟姐妹。黎宏虽未婚且丧父，但远在广西老家的母亲健在。要完成这件事，必须有她的书面同意才可以。

　　这位70多岁的老人终于在第二天凌晨赶到医院。在儿子的遗体旁，老人哭到天亮，眼睛哭到睁不开。高敏在一旁陪着流泪，又难受又焦急：“别走一个还搭一个，我的罪过就大了。”

　　最终，黎宏的遗体完成捐献，可惜有些器官已过最佳捐献时间，未能成功。

　　作为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需要协助捐献者生前签署志愿书、身后回收器官、直至遗体火化。每个步骤，她都会遇上不同的规定。而任何一个规定，都可能突然为她制造麻烦。

　　2009年，深圳一个20岁的小伙子喝农药自杀。医院人员一听是喝农药去世的，立刻报了警。福田区110民警赶到医院后发现，虽然这家医院是他们的管辖范围，但这家人居住在罗湖区，属于另一个辖区。

　　“这样就涉及两个地方的公安机关。先是两个区分局联系，然后再让两区的派出所联系”，高敏不停地打电话，折腾到凌晨，家属彻底失去了耐心，“做点好事怎么这么难？”他们一甩手离开了。

　　还有户口问题。

　　一对早在1979年便移民美国的老夫妻，叶落归根回到深圳，签下了器官捐献志愿书。他们的美国绿卡已经失效，之前户口被注销，最终在自己的祖国成了“黑户”。这意味着，老人去世后，可能无法通过殡仪馆的规定程序火化。高敏还没有想清楚，要如何帮助这对善良的老人解决这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