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真的患了“矿难麻木症”。

　　云南师宗矿难，便为这种悲凉增添了一丝暗色。矿难已经吞噬34条生命，13名矿工被困井下。然而讽刺而苦涩的是，这个发生已4天、死亡甚多的矿难，成为新闻的最大“新闻点”却不是那些戛然而止的鲜活生命，而是“值班矿领导齐谷明事故后从小斜井匆忙下井，并伪装从井下逃生的假象”。

　　作假无底线。矿领导“不下井”，乃一错；事故发生后第一反应不是积极营救而是“假下井”，乃错上加错，理应严加惩戒。据悉，师宗县公安部门已对煤矿法人代表、矿长、煤矿安全副矿长采取限制措施。我们在希望这种“迅速处理”不会虎头蛇尾的同时，更应该反思一个问题：这个齐副矿长“假下井”固然可耻，但反过来说，至少事后他还想到了“假下井”，这多少说明他对有关规定还是心怀最后一丝忌惮和敬畏。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此前绝大多数的矿难中，矿领导们不仅根本没有下井，甚至连“假下井”都不屑去伪造。

　　早在2005年11月，安监总局就出台了《关于煤矿负责人和生产经营管理人员下井带班的指导意见》；2010年7月，国务院下发通知进一步强调，“煤矿、非煤矿山要有矿领导带班并与工人同时下井”，违者按擅离职守论处。应该说，其制度设计初衷是好的，试图通过将矿领导和矿工绑在一起，显著提升井下安全。然而回顾近年频发的大小矿难中，有几次真有矿领导在井下？又有几个矿领导不幸因公殉职呢？对不起，这样的新闻实在是太稀缺，以至于2010年10月河南平禹矿难时，难得出现一个带班下井的副总工程师，竟然成为一个大新闻，引起舆论热议。

　　看看吧，我们各地的矿领导大人们，有几个把上面的三令五申放在眼里了？有几个真正愿意把自己的命和矿工们的命“绑在一起”？规章制度在终端的废弛，导致其仅仅具有观赏价值，而难以形成震慑作用。以至于除了刚开始广西朝阳煤矿紧张了一阵，突击提拔了7名矿长助理下井带班而沦为笑柄外，更多地方的矿领导们，连亲自“假下井”的劲都懒得去费。因为他们心照不宣：在矿难四处开花的语境下，对矿领导不下井只能是法不责众；在当地保护伞的庇护下，也没有人会认真法办这些财大气粗的金主。因为他们更懂得一个浅显的道理：下井的死亡风险远远高于不下井的惩罚风险。我们不妨揣度云南师宗这位“假下井”副矿长此刻的心情，他会为自己“没下井”而后悔吗？显然不会，相反他很可能庆幸不已：幸好没有傻到真的带班下井，不然岂不成了第35个死亡者！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一方面，我们对于官德的制度设计坚持了高标准，甚至远远高于当前普遍的官德水准；另一方面，对于“制度”的落实、监督和惩戒，却有时太过无力、有时过于温柔，从而才会出现“矿领导下井”规定在不少地方成一纸空文的“公开的秘密”。

　　国家煤监局局长赵铁锤在师宗煤矿事故现场几次打断汇报者，并斥责地方职能部门监管不力。“监管不力”显然是绝大多数矿难最重要的外因。然而，当前在地方GDP大棒的挟持下，在基层权煤交易的封闭式权力生态下，要想让基层监管部门真正“硬”起来，又岂是一日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