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进一步提出，运用一个或几个学科的知识来观察和解决具体问题的时代已经结束了。非典、金融危机、温室效应等今日社会面临的大题目，都需要运用知识体系这把钥匙。

　　钱永刚这样概括父亲晚年的学术思想——

　　“在数十年的科研实践中，父亲逐步形成了对科学技术的独特理解。他认为，今天的科学技术是指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整个知识体系，科学技术的研究对象从根本上讲只有一个，那就是整个客观世界，而众多学科只是人们研究问题的着眼点、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为此，我们应该有意识地运用这个知识体系，利用这个体系的综合优势和整体力量，来认识和解决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种种问题。”

　　从上个世纪80年代退居二线起，围绕系统理论进行的科学理论创新，成为钱学森的主要工作。

　　“父亲认为，国家的‘两弹一星’工程已经成功，而且拥有了一支优秀的航天人才队伍，他就可以做一些自己更感兴趣的事了。”钱永刚说，“对科学家来说，创新研究比完成科技工程更难，更有挑战性。”

　　从工程实践到理论提炼，是认知的提升，也是科学的回归。

　　90岁那年，钱学森在翻看关于自己成就的文章和传记时，指出了一个“致命的缺点”。

　　“这些书都是说我这个好那个好、这个行那个行，对人没有启发性。我不是天才。要说说我为什么能取得那些成就，要说说里头的道理和规律性。”钱学森告诉钱永刚。

　　“父亲能够取得成就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也正是在于他善于用系统科学的理论观察和分析问题。”钱永刚说。

　　这是晚年钱学森一日的生活：早上六点钟起床，打开收音机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科学知识普及讲座，然后洗漱、吃饭。上午、下午的时间用来看书、写文章或举办学术讨论班——这种从加州理工学院借鉴而来的形式，被钱学森认为是推动学术创新的最佳途径。到了晚上，他会坐在书房里看两三个小时的书才上床睡觉。

　　春节同样如此。钱学森不喜欢别人来拜年，他更愿意把自己“锁”在家里，安安静静地看书、写作。

　　“一天不读书的话，他就明显很不高兴。翻两个小时书，像听了一场音乐会。他总是说：‘我又有了新的收获！’”钱永刚回忆说，科技、教育、军事、经济，都是钱学森特别感兴趣的话题，直到去世前几十个小时，他还在看报。

　　在与知识的对话中，钱学森通过写文章、写信和谈话，向全社会传播他的科学思想和理论。

　　今天，他积极倡导的信息技术研究应用，极大地推动了军队信息化建设；

　　他于1984年提出的“知识密集型大农业”理念，已经在西部地区的“沙产业”中成为现实；

　　他关于建设“山水城市”的观点，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城市规划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他提出的“大成智慧教育”理念，正在西安交通大学的“钱学森实验班”等项目中付诸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