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校车安全问题再次引发社会强烈关注。如何避免校车事故频频发生？发展校车有哪些模式？政府责任如何跟上？本报记者专访相关专家，详细解析我国校车安全发展问题。

　　只有发展规范校车，才能避免悲剧一再上演

　　记者：一段时间以来，各地发生的校车事故令每个父母揪心，如何才能避免悲剧一再上演？

　　李蓝(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只有一条路——发展规范的校车。社会对校车的需求很大，很多孩子上学远，家长没空接送，但校车的供给没有及时跟上。

　　我自己的小孩在上小学，坐的校车就是私人运营的，没有资质。但是孩子上学远，又没有时间接送，明知道这个车没有资质，也只能让她坐。

　　我在江西、湖南、四川的一些农村调研的时候，经常见到一些农用三轮车、摩托车在接送孩子，孩子们把车挤得满满的，那些家长也很无奈，明知这样的车不安全，但是没有正规的校车，只能让孩子坐那种车。

　　正规校车缺乏，才造成“黑校车”泛滥，超载等违规现象严重，给孩子安全埋下了巨大隐患。

　　袁桂林(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在农村，由于前几年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大量撤并校，很多孩子上学变远了。一些地方通过建寄宿制学校解决这个问题。但幼儿园和小学阶段的孩子不适宜住校，而且住校的学生放假回家也需要校车。

　　因此，校车的需求是巨大的。如果认识不到校车问题的紧迫性，类似湖南衡阳、甘肃庆阳的事故一定还会发生。

　　出了事故就停办校车，是惰政思维

　　记者：校车事故给政府和社会敲响了警钟，建设“中国的校车工程”，政府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李蓝：对于发展校车，政府责任不可缺位。有的地方出了事故就一味限制校车，甚至把校车停办，这也是不行的，是一种惰政思维。政府必须正视和满足社会对校车的需求。

　　校车的运营需要多方面的资源，比如通过立法保证校车的路权，还需要制定一系列国家标准等，这些资源只有政府能够提供。而且，校车运营的利润较低，责任重大，更多的是公益服务性质，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吸引力不大。

　　所以，政府应该承担起责任，负责制定相关法规，监管日常运营，并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

　　袁桂林：对于校车的发展，政府应该承担主导责任，积极推动校车工程的实施，为普及校车提供资源，并对日常运营实施严格监管。政府还应推动相关立法，一方面让校车在行驶中享有一定“特权”，尽可能保证学生的安全，另一方面为监管校车运营提供依据。

　　我国没有专门的校车法，在义务教育法中也没有关于校车的规定，造成监管中无法可依。另外，一些统筹的工作也需要政府各部门互相协调来做，比如设计校车的行驶路线等。

　　记者：关于校车的运营，目前有政府主导、企业主导、政企合作等多种模式，对于具体的运营，请问有哪些政策建议？

　　李蓝：在试点推广阶段，可以成立专门的校车公司，或者通过招投标形式把校车运营委托给客运公司；办校车不可能是“慈善工程”，在校车的运营中，政府应该以适当补贴弥补其利润的不足。以美国为例，政府一般通过招投标成立专门的校车公司，给予适当补贴；校车公司负责校车日常运营，政府负责监管。

　　袁桂林：政府不一定要把购买、运营等具体事务一揽子包办，可以鼓励企业、学校来办校车。但是政府也不能完全不管，要切实做好立法、监管、统筹等工作。

　　既要财政投入，也要各项配套措施及时跟上

　　记者：要说校车安全该由哪个部门管，教育、公安、交通等各部门都沾边，可是责任没有明确界定，“都能管”可能就变成“都不管”。这个责任应该如何厘清？

　　李蓝：很多学校不愿意办校车，主要是怕出了问题负不起责任。有的地方出了校车事故，就仅仅处分校长和教育部门的负责人，这是没有道理的。

　　我去年在两会上提出的校车提案，最后就是由教育部做出了反馈，我觉得很无奈，因为这说明我们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校车不是教育部门一个部门可以管的事情。

　　校车是政府应该配套的义务教育基础资源，教育部门在其中只能起到一个配合的作用。这个问题需要由政府牵头，由发改委、交通、教育等部门互相配合，共同解决。

　　袁桂林：去年我在四川调研的时候，一个星期五的中午，在一所学校的门口，我看到十几个学生围着一辆越野吉普车，准备乘车回家。我问校长，为什么不阻止孩子们坐那辆超载的吉普车？校长告诉我，如果他去管，吉普车司机肯定会来跟他打架，他只能劝说学生不要坐，并没有监督学生不要私雇校车的权力。超载的问题需要交通部门来查处，法律没有赋予学校这个权力。

　　因此，政府应该尽快把相关立法提上日程，通过立法来明确各方面权责。有了法律依据，校车的安全监管才能在实践中有法可依，公安部门、交通部门、教育部门的职责才能明晰，这样监管才能落到实处。

　　比如说，公安部门要负起车辆和司机资质认证的责任，交通部门要负起交通运行监督的责任，教育部门要配合，对孩子进行安全教育，对校车安全进行监督。只有形成合力，才能安全发展。

　　记者：甘肃庆阳发生校车事故之后，很多地方政府都表示将不惜投入，积极采取措施，您觉得应该注意什么？

　　李蓝：事故发生之后，一些地方政府认识到校车问题的紧迫性，表示将斥巨资购买校车，这当然是好事。但是我认为，解决校车问题，钱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观念问题，是把校车放在一个什么位置来考虑的问题。

　　在财政投入的同时，各项配套措施也应跟上，如专门成立管理机构，推动立法等。如果认识不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只搞“一阵风”式的重视，我不相信甘肃庆阳是校车事故的最后一站。

　　记者：在校车标准的制定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袁桂林：这个事情要综合考虑，外国在校车管理方面有很多先进经验。我们既要借鉴好的经验，也要适合中国国情。

　　比如有人提出，每辆校车应有两个老师护送学生。但是在很多农村地区，教师的编制远远不足，连上课都保证不了，护送的这两个老师如何保证？这些问题，制定标准的时候都应该考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