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接纳进城务工的农民，使之顺利转变为市民的问题，是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核心问题，同时也关系到人民生活幸福和社会稳定程度。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的斯蒂格利茨把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并列为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并认为新世纪中国遇到的种种挑战中，居首位的就是城市化。

　　城市如何接纳农民工徐小青崔传义

　　城市如何接纳农民工，是当前受国家高度重视，社会广泛关注，体现时代发展特点的焦点问题。2010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

　　农民工问题关系到我国城镇化推进的速度、质量，也关系到人民幸福的程度和社会稳定。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的斯蒂格利茨把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并列为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并认为新世纪对于中国有三大挑战，居首位的是城市化。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几亿农民变为产业工人、城镇居民，将是影响中国和世界发展进程的大变革。在户籍制度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和城镇化迫切需要发展的背景下，要求城市深刻把握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必要性、紧迫性，回答如何做好接纳农民工的准备工作，应该提防哪些认识和实践的误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引，结合自己的实际进行探索创新。

　　

　　一、为什么要促进城市接纳农民工

　　(一)这是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现实要求和必然趋势

　　1.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大规模转移就业，把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提上日程。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农村人口多、土地少，有大量富余劳动力，不少农民没有解决温饱。而计划经济、城乡二元体制限制了农民流动。农村改革使农户变为自主经营的主体，发展了农业，也打开了农民流动的闸门。农民流动开始之时，就是农民工从经济上融入城市之始。(链接1)

　　至今我国已发生农村劳动力大规模的产业转移。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占农村劳动力从业人员总量的48%，其中外出农民工1.45亿。农民工占产业工人总数近2/3，已是我国产业工人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中在制造业占68%左右，建筑业占90%、采掘业占80%、服务业占50%以上。农民工劳动大军的壮大，使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弥补工业化初期资金、技术的劣势，并在工业化中期的发展中，把劳动力资源优势与逐渐增加的资金和技术、知识、信息相结合。这是我国提高企业和产品市场竞争力，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加工厂”和贸易大国的一个根本原因。

　　我国农民工的90%以上进入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就业，按照在城镇居住半年以上需统计为城市人口的国际标准，80%左右成为城市常住人口。1978-2009年，我国城市人口由占总人口的17.9%，上升到46.6%，城镇化率上升28.7个百分点。农民工是推进城镇化率提升的决定因素。不论小城镇的大量兴起，大中城市的扩容，一些新兴城市的崛起，沿海地区城市群的形成与壮大，中西部地区一些城市群雏型的显露，都是同工业化中进城农民工劳动大军的壮大和农民工对城市建设的贡献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两亿多农民工就业、生活在大中小城市的现实，把他们融入城市社会的问题提上了日程。

　　2.农民工就业趋稳，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意愿强烈，是城市接纳农民工的现实基础。

　　一是进城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显著提升，流动的“家庭化”趋势明显。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常年在外打工的农民工比例已经占到较大比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6年对2749个村庄的调查表明，常年外出农村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平均为68%。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09年举家外出的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20.4%。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住呈长期化态势。国家人口计生委2009年7月对北京、上海、深圳、成都、太原等地47461名流动人口的调查表明，劳动年龄人口中平均在现居住地停留时间为5.3年，18.7%的人停留时间超过10年。

　　二是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主体，融入城市的意愿强烈。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超过1亿人，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他们多数不具备从事农业生产的技能，不会再回到农村。虽然在户籍上还是属于农民，但他们中的多数人，在城市成长甚至出生在城市，心理上已经从上一代农民工的“城市过客”心态变成了“城市主体”心态。新生代农民工对土地的情结弱化，思想观念、生活习惯、行为方式已日趋城市化。代表着农民工主流的新生代农民工，渴望市民身份认同、待遇平等及融入城市，正发生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由“城乡双向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由“寻求谋生”向“追求平等”转变。

　　3.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以及工业化与城市化连带发展的规律，决定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大趋势。

　　一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农民自主进城就业，使城市化由以往计划经济的行政控制，转变到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在市场化的经济体制下，用工、就业的决策主体变成了企业和农民自身。这也就触动了旧有的城乡社会结构、社会体制，发生了城市化发展机制的变革。

　　二是工业的产业特性决定了城市化要与工业化共同发展，农民工的产业转移要和身份转移连带发生。工业是以资本、人口、技术等经济要素的高度集聚为特点的。一方面，工业化和转移人口的集聚是城市化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城市的这种人口、资本、技术、知识、信息的高度聚合，不仅带来交易成本的降低、公共基础设施的节约，而且带来大量人口的协作配合和创新推动，反过来推动工业化的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改善。所以，工业化与城市化必须共同发展，作为产业工人的农民工融入城市也是必然的发展逻辑。

　　在工业化中所形成的城市文明、城市精神，本质上不是画地为牢，不是封闭、分割、停滞、保守的，而是开放、包容、平等、竞争、进取、创新的。在国际上，农村人口的就业转移和变为城镇居民是同一个过程。我国的农民工因受到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不能实现就业转移、职业转变与市民化的同步完成，制度障碍势必突破。

　　(二)推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重大现实意义

　　在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指导下，逐步使农民工获得与城镇居民的同等权益，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是一个顺应亿万农民工意愿的重大转变，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1.城市接纳农民工，既是改变农民转移就业“半城市化”停顿状态的需要，也是推进城镇化沿着“以人为本”的方向健康发展的需要。

　　目前，大量农民工长期停留在流动就业的层面，每4个城镇常住人口中，就有1个是外来流动人口，但他们绝大多数处在“半城市化”状态。农民工就业、生活在城市，但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造成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的“夹生饭”。工业化主要是经济发展，城市化主要是社会发展，两者统一于人的发展。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福利条件跟不上，造成大量农民工不能沉淀在城镇，工业化进程与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相脱节，严重制约城镇化健康发展。只有改变将进城农民工拒于城市社会之外的制度环境，把“夹生饭”彻底蒸熟，才能推进城镇化沿着“以人为本”的方向健康发展，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2.城市接纳农民工，是促进产业人力资本积累，扩大内需，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需要。

　　企业、产业运营发展需要从工程师到工人的一系列配套人才。如果农民工不能融入城市，首先妨碍企业、产业积累人力资本和可持续发展。农民工不能在城市安居乐业，加剧了农民工的流动性，而流动性过大，就使企业不愿意投入成本对员工进行中长期培训。这对企业、对农民工都是严重的无形损失：普通农民工无法上升为熟练技术工，长期的收入待遇受影响；企业不能形成稳定的、不断积累经验和技术的产业大军，对提高产品质量、技术改进和产业升级造成不利影响。只有解决农民工在城市安居乐业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

　　其次，农民工在城市安居乐业，才能释放由“半城市化”所掩盖起来的内需潜力。现在，由于农民工工资水平偏低，多数没有社会保障，他们只能在城市压低消费，人均生活支出远低于城镇居民；他们在城镇没有稳定的住所，家庭不能团聚，也就谈不上购买耐用消费品及其他服务。这就遏制了城市化的巨大需求潜力。只有让稳定就业的农民工融入城市，伴随着其在城镇安家落户，其消费环境的改善、消费能力的提高和消费意愿的改变，必然会带来住房、耐用消费品等多方面的消费升级。

　　最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也会带来与人口城镇化、人口集聚规模密切相关的服务业发展。

　　3.城市接纳农民工，是改善民生，在权利平等的基础上构建和谐城市、和谐社会的需要。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农民虽已进城务工，但仍然是农业户口，于是才出现带有二元体制烙印的农民工。他们只被当作廉价劳动力，不被城市认同接纳，受到忽视甚至歧视、伤害，长期处在城市的边缘，享受不到应有的权利，由此累积很多矛盾。其主要危害，是影响了亿万农民工及其留守农村的老人、妇女、儿童的生活和幸福，同时也导致农民工对城市社会普遍怀有疏离感和责任意识匮乏，所积累的矛盾会构成社会冲突，成为不稳定的重大因素。因此，接纳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关系到民生，关系到还权于民、还利于民、还责于民的问题。在城市管理体制和政策上，应当转变观念，以开放和包容的胸襟，把进城农民工作为城市居民的一部分，对农民工要由排斥到容纳，由管制为主转向服务为主，逐步做到权利平等，最终变为城镇居民。

　　4.城市接纳农民工，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局面的关键。

　　我国逐步显现出的走出二元结构的发展轨迹，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概括为在逐步推进制度变革的基础上，“两化”(工业化、城市化)主要通过“三转”(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土地流转、财政向农村的转移支付)带动“三农”问题的解决。(链接2)但农民工不能融入城市，就要在家乡保留承包土地和宅基地，起不到减少农民、使土地向务农劳动力流转集中、稳定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提高务农农民收入的作用，使“两化”带“三农”遇到了障碍，妨碍了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土地流转和务农农民收入提高，甚至造成城市对农村特殊形式的剥夺。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不解决，农村的人地资源配置局面就难以有所改变，还带来农业劳动力的持续弱化。农民工青壮年的黄金时间用在城里，而一些培养教育他们的成本，甚至培养他们子女的成本，以及他们自己退回农村养老的成本，却是在农村，这也是城乡关系上对农村的一种剥夺。

　　虽然政府加大“三农”投入，但我国“三农”问题仍然很突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根本原因在于农村人口多、农民转移不彻底、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低。农民在人均一亩多的土地上搞农业，是不可能达到全面小康水平的。只有减少农民、增加市民，从根本上改善城乡资源配置，才能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和农产品市场规模，才能为发展现代农业、持续增加农民收入创造条件，才能富裕农民和繁荣农村，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