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1日，新华社受权播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这份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为“后农业税时代”的中国农村和农民勾画了未来图景和政策路径。文件显示，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今年将迈出有力一步。

　　这或许是一个转折的关口。然而百年来中国求解“三农”问题的努力，并不能在一场热潮中毕其功于一役。可以寄望的是，在“一号文件”中，除了给予农民和农村财政和物质支持外，健全新农村建设的体制保障和完善建设乡村治理机制成为另一个重心。

　　从近百年前乡村试验的发源地河北翟城，到新世纪新农村建设的前沿浙江，从官方到民间，破解中国三农问题的求索从未断绝。或许，答案并非惟一的。

　　在这个北方的村庄，知识分子求解乡村问题的探索已承续了近百年。但在当今中国农村的现实中，政府和政策比理念和模式更能产生现实效用

　　邱建生即将离开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消息开始在翟城村里蔓延的时候，2005年的时钟已经指向了最后的时刻。

　　河北定州市东亭镇翟城村，一场跨年的乒乓球赛依然在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那别具一格、半地下的塑棚大厅里举行，邱跑上跑下，指挥着村民们的报名、抽签、比赛。下午5点多，温度降到零下、风开始刺骨的时候，他的胃疼又规律性地来了，他一只手捂着胃，一只手把着吱吱响的自行车，领着记者往村西头去。晚上，村支部副书记米金水亲自下厨，在家宴请邱建生等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一干人。

　　这些，或许将是邱在翟城的一些最后印记。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院长温铁军告诉记者，开年了，邱就将被派往海南儋州，那里，儋州市政府新成立一个农业开发试验区，一个副市长挂帅，邱将去任副主任。这将是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从谋划到成立的实际操作者邱建生在翟城呆的最后一个冬天。

　　学院理事、翟城村党支部书记米金水判断说，“小邱这一走，办了快三年的学院也就差不多了。”

　　秀才下乡

　　2005年9月22日，凤凰卫视播出了一部关于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片子，题目是“秀才下乡”。这是对温铁军等人进行的所谓“后定县实验”的一次大质疑。

　　自2003年7月年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在翟城成立，便被视为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派”领袖晏阳初的定县实验的延续，一度被称为“温三农”的温铁军也被与晏阳初联系了起来，一本书总结了其间的联系，书名为《从晏阳初到温铁军》。

　　不过，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风雨洗濯，地还是那块地，翟城则显然已经不完全是晏阳初时的翟城了。现在，它更多地被视为温铁军的“诺亚方舟”。

　　邱建生和米金水回忆说，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建立源于偶然。2002年，温铁军正任中国改革杂志社(后更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总编辑，在编辑李昌平、刘香波、邱建生等人的推动下，以《中国改革·农村版》为平台掀起了全国大学生下乡支农调研的民间浪潮(后发展为120多个高校学生社团参加)。2003年春节，刘香波与邱建生带队在翟城调研，邱建生为所住农家写了一副春联：“平民教育诚可嘉，乡村教育慨而慷。”

　　这副春联引起了村党支部书记米金水的注意，双方一拍即合，决心在翟城重续晏阳初的梦想。《中国改革·农村版》里一批被称为“行走在田埂上的人”由此找到了一个他们觉得可以大干一场的试验地。

　　这艘充满理想色彩的“方舟”从一开始就注定，既要饱享来自各方面的关爱与赞扬，也要担受多种审视与质疑。

　　最直接的质疑就来自村里。

　　2004年夏天，学院在实验地里种上了西瓜，但等到收成时，却发现比村民地里的小了许多。这成了村里久传不衰的笑话。村民们做着夸张的手势对记者形容，“一丈来深的草里，长出拳头大小的西瓜，”众人哈哈大笑。

　　这种笑话还只是村民们对知识分子稼穑不力的一种讽刺，而观念上的差异则让村民对学院的这些知识分子有着一些天然的鄙视。

　　夏天，学院的树木长起来了，杂草也跟着在试验田的路边疯长。但是，学院负责人是强烈反对农业过量使用化肥和农药的。晏学院墙内的80亩地不许使用化肥农药，并且一般不许锄草，由此杂草丛生。“坚持3年下来，草籽儿多，鸟儿就多，生物防治环境就逐渐恢复了。”他们这样解释。但是，不让人清除路边的灌木和杂草，这让村民议论纷纷，“那就是懒”。“懒”在农村是一个最没面子的评价。

　　2004年夏天，学院实验田里开始出现害虫。学院想尽办法用辣椒、烟叶汁等土办法来杀虫，结果害虫繁衍愈甚。村民实在看不过眼了，拎着喷雾器就要向学院的试验地里打农药，“你们不打，害得虫子都传到我们地里来了。”

　　村民们更不满的是投资没有看得见的回报：他们当初满怀期望地划出地来，结果在这块地上除了看到来来往往的人、不断投进的钱、不停维修翻盖的建筑，却没看到学院给村里带来希望中的经济效益。

　　在“秀才下乡”节目中，晏阳初成了村民们质疑的武器：晏阳初在定县，尚搞猪品种改良，搞优质棉花育种，给村民们带来实际的好处，但是学院，我们却只看到他们不停地在里面建房子，“玩虚的”。

　　米金水说，翟城村委会当初请温铁军等在翟城办学院，花了大价钱从村民手中收回的地，买下的学校，是希望在此办学能够对村里经济发展有所促进，“但是，现在效益看不到，光那几百亩地，要是出租也能换不少钱回来。”

　　合作之困

　　虽然不能够直接给乡村带来实际的经济利益，但知识分子却试图告诉村民，如何才能在市场中赢取利益，方法就是成立经济合作社。

　　翟城合作社理事、村民李新占回忆说，“合作当然好，那一说谁都明白了，合作起来我们就有力量了，就能够进行农产品的深加工，就可以搞一条龙服务，就可以获取巨大的利益。所以成立合作社的倡议一出来，大家都纷纷抢着入社。”

　　合作社很快就成立了。合作社成员一人一票选出了理事长。

　　但是，成立不久，种种问题就来了。合作社最开始做的事情就是统购统销种子和化肥，因为是140多户一同去采购，在进价上可以比个人购买有优势，也有质量保证。但是，对具体执行者的监督却成了问题，虽然合作社也成立了监事会。

　　就在合作社统购农药的过程中，有一位执行的理事往自己家里带被揭发了出来。

　　最后的办法是承包，把合作社统购统销的任务承包给一个人来做，只要交给合作社定额管理费即可。但是，这些承包者又和那些小商小贩有何差别呢？

　　除了统购统销种子化肥农药之外，合作社一直想法找到合适的项目，最后的主意是成立一个建筑队。但是，除了来自学院建设，五六千人的翟城村里并没有什么活儿可揽。

　　按照最初的设想，合作社从建筑队的盈利里面提取5%的管理费以作公共资金。学院主管建筑的志愿者却发现，合作社的建筑队在私人建筑队面前处于劣势，私人建筑队起码可以省掉那5%的管理费，“既然要遵循市场平等交换原则，那么学院又有什么道理不用要价更低的私人建筑队呢？”最后反而是合作社里面的社员以私人建筑队的名义从学院承包了建筑。这又进一步加大了合作社社员的离心力。

　　建筑队搞不起来，统购统销又承包给个人了，合作社还有什么可做呢？一度引人注目的合作社就此名存实亡。

　　失败原因，对各地合作社都有指导的邱建生总结说，一是先天不足，二是后天乏力。所谓先天不足，是指在翟城这种没有尖锐矛盾的乡村中，分散的小农很难形成利益上的合作需求，很难培育出合作意识来。后天乏力，则是客观环境，包括金融制度等等，并不对合作有所支持，在一些情况下合作在市场竞争中甚至处于弱势。

　　不过，经济合作社的失败并不能证明合作的失败。一些在村民们看来并不实用的合作反而在翟城村搞得热热闹闹。在学院的推动下，翟城村里成立了诸多的协会：老年人协会、妇女协会、村民读书小组等等，甚至为在春节搞一个联欢晚会，村民们自己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筹备组织，其间村民所表现的踊跃让人咂舌。

　　但是，这种文化活动范围总是有限的，它同样面临着能否持续的问题。

　　邱建生一度在村里组织读书小组，开始，读书小组成员积极性很高，每晚必读，但是后来逐渐松懈，演变到每周一读，每月一读，到最后读书小组也名存实亡了。

　　理想与现实

　　种种因素，使得学院与村里的关系一度非常微妙。虽然学院的邱建生在当地农民中间享有极高的声誉，但是这无法改变学院在整个村民中间的印象。

　　2004年，翟城村委会收回了原本给学院做实验田但学院却无力耕种的80亩地。

　　2005年度年检，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年检申请递到定州市时，一直被搁置，从而使得学院的账号被冻结。但是，作为学院理事，翟城村党支部书记米金水并没有出面。面对记者，他也直言不讳地表示对学院的未来不抱信心。

　　不过，院长温铁军虽然理解村民的这些意见，但是认为不能迁就农民。在“秀才下乡”节目中，他辩解说不能任由农民追求短期利益，农民如果不认同这些理念，可以选择退出合作社。

　　这种分歧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学院定位之争：知识分子所进行的乡村建设试验，到底是要在促进当地发展(主要衡量标准是经济)上下功夫，还是要为中国农村发展与生活方式寻找新的方向？

　　不久前，记者再次就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意义询问温铁军时，已经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的他的想法仍然一如当初，“照搬西方的路走得通么？中国现在的问题仍然是一个外部话语内部化问题。”

　　“你要知道当年晏阳初到定县时，定县已经是模范村，前三年晏阳初及他的队伍在乡村建设上没有什么成果的，仅限于教小孩洗脸、刷牙等等，但他通过在定县的试验，成功地总结了经验，并使得‘rural construction’(乡村建设)的概念成为一个国际概念，从而各种资源都能够顺利地向定县实验区汇聚。知识分子在乡村建设上更重要的是总结本土的经验并使之上升为话语。”他总结说。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仝志辉博士在总结乡村建设的意义时也说，“它首先表现在试验，知识分子通过试验为政策选择提供一种尽可能多的参考。其次是要寻找一种适合中国农村的好的生活方式。”

　　至于实际的推动，对乡村面貌的改变，温铁军认为试验者固然需要尽力，但那更是政府的责任，“因为政府拥有资源”。

　　学院与政府

　　无论是在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成立仪式上，还是之后种种培训上，甚至在志愿者里面，都不难见到翟城村的上级东亭镇或定州市官员的影子。但是，定州市农村工作委员会一位负责人说，“那个学院和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东亭镇主管农业的副镇长柴蓝柱也说，“他们从成立到现在都和政府没有什么关系的。”

　　这些说法，显示了学院与政府间的关系似乎难言和谐。而缺少后者的支持，知识分子的理想很难生根。

　　在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面向全国农民进行了几期培训之后，定州市以超过注册允许活动范围向学院发送了违规的指示。温铁军曾为此亲自拜访定州市相关单位，表示学院奉行“劳动者免费入学”，希望主管单位在招生培训上能够网开一面，但铩羽而归。直到温铁军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学院院长，把“国家985计划培训基地”的牌子挂上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大门边，培训才又有了合法性。

　　而相对于知识分子的努力，官员的态度和政策的变化对翟城影响更为实在。

　　米金水是翟城村的老支部书记了，他回忆当年的翟城村说，“那时是周围最穷的，所以对口帮扶总是县里的某个副县长来。”最大的一笔帮扶是一下子给了村里几匹骡子，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财产。再后来，相较周围别的村，翟城村不再是穷村了，“老百姓的日子比以前好过一些了，村里也比以前有了一些钱。”

　　但不久，费改税，随之而来的是农业税的取消，村集体再次“没什么钱了，这还属于比较好的，周围很多村就是空的”。米金水说，上面从来没有过常规的公共服务与设施建设款项的下拨，东亭镇主管农业的副镇长也证明了这一说法，“现在镇上都没有钱，上面拨的钱只够保工资。”

　　不过，尽管如此，依靠一些关系，翟城村还是要到了一些政府的投资，这几年，最大的一笔来自对口的县水利局，无偿给翟城村浇灌提供了30万元的地下防渗管道。“这个，就全看有无本事从上面跑到了。”米金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