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浙江成为前瞻性的样本，但强大财力支持下的乡村之变，并不能成为中国新农村建设的惟一模式

　　陈国东是绍兴市越城区东湖镇五连村一位“农民”——或许仅是户籍而非职业意义上的。

　　38岁的陈国东在村门口的一家制铝企业“上班”，已经做到一个管理岗位的小头目。

　　但他家还有四亩自留地。他家吃的大米都是买来的商品粮，肉食也来自市场，只有蔬菜还是自己种，“干净，化肥用得少”。不过，“种地是没前途的。”陈国东说。

　　村里还对保留着农田的村民给予补贴，月补贴每亩10元至15元不等。这样每年得200元，对于陈家来说是基本忽略不计的收入。

　　年富力强的妻子没有务工，陈国东每月2000元的工资是全家的经济来源。辛苦一年，他还存下了一万元。他说这些钱是为将来准备的，一是两个孩子未来的学费，一是自己和妻子将来的医药费。

　　至于医疗方面，村里只有私营的诊所。全家人看病，基本都是去三公里外的镇医院，那里更“放心”。“看病将来肯定是个问题，估计还得靠我们自己。”陈国东说。

　　陈家的状况，在村里不算好也不算坏。而本村的状况，据他所知在镇里是中等偏上。因为就在公路边，村集体经济发展得好，因此减免农业税等措施很快就能实行。“里面的一些村子，据说还在向农民收钱。”所谓“里面”，是指远离公路的山村。

　　农业税是早在2003年就完全免除的，种地还有补贴，家庭的经济来源基本靠工厂的收入，这些都让“农民”的身份变得模糊。不过陈国东还是脱口而出自己是“农民，因为户口簿上是这么写的”。

　　村级公共服务中心

　　如果陈国东是几十公里外的嵊州农民，看病的麻烦会少很多。

　　嵊州市是绍兴地区下属的县级市。其小康示范村中的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在全省乃至全国的“新农村建设”中都很有名。

　　“赤脚医生”，是鲍行健几十年前的职业，现在他已经考取了国家正规的行医执照。在仙岩镇西鲍村的公共服务中心，鲍是本村长期聘用的惟一专职医生，每月工资800元。

　　而在嵊州其他大的中心村中，医生往往配有好几个，来源是专科毕业的中专或大专生——“现在找工作难，所以每月能有七八百元的工资，在嵊州已经过得去了。”当地记者说。

　　医务室不大，备有感冒发烧药品和基本的医疗器械。村里会组织村民进行定时体检。如有大问题，村民还是要到镇上，乃至更高级别的医院去就诊。

　　医务室，是西鲍村的村级公共服务中心的一个部分。矗立在记者面前的服务中心，是一座3层楼的新式大楼，大楼前的花坛周围，是城市社区中常见的简易体育器械。村支书童开华说，每天清晨，这里是全村最热闹的地方，老年人都来这里晨练。

　　按照嵊州市“新农办”(新农村建设办公室)的要求，西鲍村的村级服务中心分为“一厅、七室、三中心”。“一厅”为百姓议事厅，西鲍村的议事厅是个类似于学校礼堂的大房间，能容纳三百多人，村支书介绍说，每个月村里都会请专家来进行普法教育或者是农技推广，这里就是课堂，也是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的会场；“七室”为村务办公室、综合会议室、治安调解室、科普阅览室、医疗计生室、党员活动室和老年活动室；“三中心”为农民培训中心、文化活动中心和体育活动中心。

　　西鲍村属于示范性的中心村，其村级行政中心与临近的东鲍村和大地坪行政村共用，因此辐射人口为1500人至2000人左右。而在这个嵊州市，基本也按照三至五个行政村共用一个行政中心的比例进行建设。

　　嵊州市“新农办”的主任说，西鲍村的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完全是新建，如果没有能力新建，就将原来的村行政楼、甚至是祠堂之类的公共建筑改建，在设施上要重点解决村级组织办公场所及老年活动室、医疗室。他认为，这些服务中心的关键在于“服务”：“以前的办公楼，老百姓哪里敢去？现在是敢去看病，打乒乓球，晚上唱卡拉OK的地方。这也意味着政府职能的转变。”

　　但是，硬件条件一流的服务中心明显利用不足。除了医疗室和老年人活动室之外，其他房间都大门紧闭。图书阅览室每周开放仅三天，而且都是晚上。村支书说，本村的青壮年大都在外谋生，每天晚上在服务中心唱歌打球的，主要是周边企业中的外来工，事实上他们的人数已经远超过了本村农民。

　　政府还是市场之手？

　　西鲍村的村级公共服务中心投资为100万元，其中西鲍村的村集体就负担了80万元，上级拨款仅为20%。此外，西鲍村也要支付诸如医生工资、中心的维修保养等费用。而且，西鲍村还负担了村民的12年教育——报销所有村民考上大学前的学费。

　　西鲍村的村集体经济发展，和整个绍兴市和浙江北部的村集体经济情况相仿，90年代初开办乡镇企业，90年代末将其改制成为完全的民营企业。目前西鲍村周围有十家锻压机厂、造纸等中小型工厂，每年西鲍村的集体收入达到120万元。 “年收入上百万的村集体，在绍兴属于中等偏上。”一位绍兴当地记者这样评价。

　　“强有力的村集体财力，是浙江北部的特点，也是浙江新农村建设很重要的一个杠杆。”浙江省农村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顾益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即使是嵊州市内部，也存在着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因而在新乡村建设中起点不同的问题。市新农办的俞土法介绍说，嵊州在整个绍兴市也经济相对落后，所以总体上政府的投入只能起一个撬动市场的作用。“直接投入新乡村建设的县级财政为每年500万元，省和绍兴市的配套资金更少，每年各自都在100万元以内，总数就是700万元。起到的效果却是得到了每年5000万至6000万元的市场投入，这个数字占到整个新乡村建设全部资金的48%。”

　　所谓的撬动市场，常见的手法是撬动已经完成原始积累的农民——“无论是多富的企业主，无论是否已经完全走出了农村，他们的根还是农民，先富起来的农民。”(顾益康语)——回报社会和家乡，不愿“锦衣夜行”的心理，这些都是人的本能。

　　俞土法介绍的一个个案，是西后村出了一个固定资产数亿元的建筑老板，其兄被选为村委会主任。2005年老板的弟弟一人出资190万，硬化了村里的2公里道路，出资30万改造自来水管网建设，还出资20万建立了一个农民公园。诸如出售路、桥、凉亭冠名权的方法，也在嵊州各村中被广泛采用。

　　超前的工业反哺农业

　　绍兴县杨汛桥镇是一个经济奇迹。镇里一条数百米的街上集中了7家上市公司。自2002年开始经济总量始终为全省第一，人均GDP超过1.5万元。

　　事实上，从零工业崛起为“浙江第一镇”，杨汛桥只花了十年时间。镇宣传委员丁焕盈对《中国新闻周刊》说：“1996年我刚来这里工作的时候，准备政府工作报告第一项还是农业，但其实那个时候农业收入占财政收入也就是10%左右。”

　　丁焕盈记得很清楚，当时的统计数字80%以上的杨汛桥农民已经在企业中就业，但是这样的意识：“田是我们自己的，还是要种的。”1998年是个转折，国家对于浙江省的粮食政策放开，粮食指标逐渐取消，土地就活了，人也活了。从此，兼顾工业和农业的人越来越少。

　　时至今日，杨汛桥的农业产值仅为GDP的0.25%，“种田只是为了锻炼身体”(一位杨汛桥干部语)。

　　在如此雄厚的工业基础上，其受到工业反哺的待遇实在有些“奢侈”。

　　杨汛桥镇党委书记赵建国向《中国新闻周刊》大致介绍了镇村两级政府对于农村保障的转移支付：

　　第一块是1994年就开始的货币补贴。男60岁，女55周岁以上每月可得100元。而条件比较好的村，村集体向村民补贴水、电和煤气费，并供应粮食或进行商品粮的货币补贴。杨汛桥的村级集体经济中每年有大量的可用资金，主要来源于物业出租，年平均达到200万元。

　　第二块是2004年开始镇一级财政向老年村民的货币补贴，力度和方法与村一级完全一样。

　　仅以上两项，老年村民就得到了每月200元的“退休工资”。从2004年开始，失地农民的就业培训由镇政府负责出资。

　　所在村60%以上土地被征用的农民，其集体资产经过盘点之后，量化给每个农民，每人根据村级可支配受益进行分红。而发达的工业背景也大量吸纳了劳动力，目前整个杨汛桥镇的年人均工资为1.6万元。

　　最令赵建国自豪的，是其2003年上任以来，每年的教育投入都占可支配财政的20%以上，2005年达到了57%。近年开设了两所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学校。杨汛桥镇的小学收费是每月200元，包括一切学杂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借读费仅仅是多收200元，而且和当地学生进行混编。

　　“那两所民工学校，实在是公立学校放不下这么多人，才不得不开设。杨汛桥有特殊性，外来工基数太大。中小学总共7000人中，外来工子弟就有3000人。如果按照我们自己的指标来说，其实教育早就现代化了。”

　　“说实话我们真的没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城里人不见得比我们过得好。”杨汛桥镇上孙村一位村民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带记者在村里转了一圈，村民家家户户都是三层的别墅。而所有的旧砖瓦房都是出租屋，供应给外来务工人员。村里的垃圾都已经社区化管理，放在村中固定的垃圾箱中。和城市社区相比，上孙村比较明显的差距是缺少绿化，而且家家户户在宅基地上建造的别墅由于缺少规划，显得拥挤而凌乱。

　　难以普及的模式？

　　“凡是集体经济搞得好的地方，新农村都搞得好。比如绍兴、杭州、宁波这些地方，处于浙江省北部，集体经济收入较高，新社区建设、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改造肯定走在前面。”浙江省农村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顾益康向《中国新闻周刊》总结道，“但这不是全部，在整个浙江，就有三种主要形态。浙江北部的集体经济比较发达，东部如温州台州地区的个私企业发达但是集体经济相对薄弱，还有中西部的相对不发达。”

　　温台地区的新农村建设，主要以农民为主体，从社会协作方面进行。嵊州市的政府资金撬动市场，与这种模式就很相近。

　　而西部的欠发达地区，主要是丽水、衢州两个地级市，新农村建设从农村的“垃圾革命”和道路硬化开始。“我们希望花钱少，见效快，老百姓动手能做的先做。农村的‘污水横流’至少可以整治成为‘污水沟流’。这方面花费不大，每个县拨款几百万就够了。”戴益康说。

　　这一点其实借鉴于韩国的新农村运动，从给农村发水泥开始，引导农民自己整治家园。

　　戴益康认为，浙江新农村建设的超前，得益于以农民为主力军的乡镇企业个私经济，带动了农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起步。但这种模式并不能在中西部推广。

　　“我认为中央投入到中西部的资金，80%以上应该投到教育上。东部地区的村村贸易模式在中西部是不可复制的，成本太高。西部有些村本身很荒凉，资源非常恶劣，不能自给自足，通了公路又怎么样？还不如把造路的钱用于搬迁和教育，让农民的后代能够上高中、中专和职高，能够面向全国就业。从根本上解决中西部的三农问题，必须从人做起。必须大幅度增加中西部农民的教育投资，让他们有良好的教育途径。人就不会待在穷山恶水里成为政府的包袱。路造好了，没有技术，人出来打工干上几年之后回到中西部去，也还是政府的包袱。”戴益康说。

　　浙江的做法是酝酿从2006年开始给25个欠发达的县，向上扩展义务教育到中专和技术学校。这笔投资经测算在3亿元以内。两到三年的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或许可以决定一个农家子弟的未来是不是一个单纯的农民工。

　　“中国的三农问题，我认为可以在浙江得到一些答案。”戴益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朱雨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