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专著、论文数量名列世界前茅，但中国有国际影响的大学教授，或者有国际影响的学术专著和论文却不多

　　中国的大学校园，有大批知真向善爱美的学人，也有造假邪恶乃至极其丑陋的东西。

　　后者，集中体现于学术腐败上。

　　七拼八凑编教材

　　一位硕士毕业五年的学者告诉记者，他已参与编辑或者主编过5部教材。他说，一开始还是极其认真，找了大概不下100多本的参考资料，在翻看参考资料的过程中，他发现许多书的章节、甚至内容都是雷同的。于是，他也找到了窍门和套路，既不需要搞研究，也不用做调查，更不用钻故纸堆查资料，甚至相关领域的著作和论文也不需要多看，只要找来三四本已有的教科书，框架体系上略微变动，章节顺序上稍作调整，材料内容上综合综合，文字叙述上处理处理，一本新的教材便诞生了！

　　许多文科教材和理科基础教材，普遍都存在着“严重老化”的问题，目前使用的教材不仅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编写的，还有五六十年代编写的。一项对上海大学生的调查表明，有将近63%的大学生对现有文科教材的陈旧和老化表示抱怨和不满。据目前在校的新闻系学生反映，他们使用的《新闻采访学》是1983年兰鸿文教授编写的，《文学理论》的蓝本还是上世纪60年代以群等编写的修订本，至于中国文学史的蓝本还是60年代游国恩等教授编写的。

　　不仅基础课教材如此，专业课也几乎大同小异。南方某著名大学一位学经济的学生告诉记者，有一天他们上一门专业选修课，一位70多岁的老师走上讲台，摊开一本发黄的讲义，对同学们诚恳地说，这是我1985年写的讲义，这个学科发展很快，我们大家一起边学习边探讨吧。这位学生说第一次听课大概有30多人，第二次也就来了10个人，第三次上课5个人都不到了。

　　近年来各种版本的教材层出不穷，但为什么教授们还在使用旧教材呢？中山大学的一位教授告诉记者，新教材大都是直接或者间接抄袭旧教材的，有些教材虽然有了一层“学术前沿”和“最新学术动态”的包装，但实质内容上却是“换汤不换药”，所以有的老师宁可使用旧教材，即使使用新教材也是当作“靶子”批判的。

　　问题是，新教材雷同，旧教材又跟不上时代学术发展的步伐，最终受损害的是中国大学的学术水平，受贻害的是大学生们。

　　洋虎皮做大旗

　　记者曾经采访南方某著名高校一位小有名气的学者，该学者滔滔不绝地谈起自己的学术生涯，说自己曾经得到过某某学术泰斗的真传，是他的几大弟子之一，而且曾经与某某学术大师过从甚密，与某某学术名人也是铁哥们儿。所幸记者对学界也略知一二，与该学者所说的某学术大师和学术名人也有所交往，一次记者与他们提起该学者，他们竟然一脸的茫然。就在不久前记者又采访了该学者提到的某某学术泰斗，谈到他的学生也就是那位南方某高校的学者，这位学界泰斗告诉我，他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学生。

　　现今高校学界十分流行扯洋虎皮做大旗，其目的无非是想唬一唬中国人抬高自己的身价。一位北京某著名高校的知名学人，此公是典型的“学术二道贩子”，但英文不错，曾在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等做过几个月的访问学者，回到国内便四处宣扬他在国外与某某世界著名学术大师交往甚密，该学术大师曾经把自己英文版的全部著作都赠与此公，此公回国后又做报告又写介绍文章，俨然一副世界著名学术大师的中国学术代言人的模样，然而据在英国伦敦大学留学的某先生说，该著名学术大师的学术著作都是用法文写的，根本就没有出过英文著作。

　　更有甚者，国内某大学教授从日本某三流大学请来一位三流学者到国内作讲座，为了抬高自己身价(能够请来老外来中国讲学)，竟将其吹嘘为日本著名学者，令旁听讲座的国内学者大跌眼镜；一位日本记者听到这件事更是唏嘘不已，此事被日本媒体披露，造成极为不好的影响。还有一位曾经在英国某大学作访问学者的国内某高校学人，自称某世界级著名文艺理论家的国内惟一弟子，回来为中国文学大师重排座次，被国内同行贻笑大方。

　　翻看一些高校学人主编的教材或撰写的专著，会发现不少书上都列着各种各样的学术顾问，比如那位与世界著名学术大师交往过密的国内学人的一本专著，就开列了一二十位的国外各个著名高校的学术顾问、总顾问、特约顾问，而有些学术顾问恐怕自己都不知道当的是什么顾问。

　　泡沫与浮夸

　　近几年中国高校学术界形成了有目共睹的“繁荣”，有人总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者特别是享有高级职称的学者、名学者以及拥有各种奖项获得各种称号的“专家”级学者教授越来越多。二是高校论文、学术专著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中国的大学教授，中国的专著、论文数量名列世界前茅，但中国有国际影响的大学教授，或者有国际影响的学术专著和论文却不多，这从每年全世界自然科学的三大检索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学术水准中有“注水”现象。

　　从前一些孜孜以求的学者一年也就发表一两篇论文，一辈子只出那么两三本专著。现今有些急功近利的青年学者，在学界混了几年就敢称“著作等身”，有专著三四十本，论文好几百篇。

　　更有甚者，有些人连百万字都羞于出口，因为现今学术界有种说法：十万字原地踏步，百万字才起步，千万字水平才算数。据媒体报道，山东省某著名高校一位副校长一年申报的所谓科研成果竟多达1300万字，也就是说这位副校长，一天不间断，每天能写三四万字。那么一些所谓科研成果是如何炮制出来的呢？请看有关媒体对复旦大学青年学者申小龙的报道：

　　申小龙是复旦大学的青年学者，在语言学界崭露头角，他曾经著有在语言学界颇具盛名的《语言的文化阐释》、《社区文化与语言变异》、《文化语言学》等十余种著作，但据某些专家披露，申小龙抢先发表别人的未刊论文，将此据为己有。其中《语言的文化阐释》有40%以上是抄袭近40人的著述。著名教授伍铁平在一篇题为《反对在学术著作中弄虚作假——评申小龙〈文化语言学〉等著作》中披露该书有350页是申的其他著作的重复，这些重复的内容占该书642页的56%左右。像申小龙这样把好几百页的内容从一本书或者几本书中，搬到另外一本书的做法在学界不乏其人。

　　奖项之乱

　　学术评奖和立项(争取研究课题立项)中的腐败也为广大学人痛恨。尤其是评奖，有种说法在人们口中流传：“评奖就是评委分赃，你给我，我评你，剩下十之二三，再拿来装门面。”

　　去年，武汉大学哲学系邓晓芒、赵林、彭富春三位教授著文痛陈湖北省哲学(1994~1998)优秀成果评奖中的腐败现象，在那次评奖过程中，“评奖主持人和个别评委利用职权，在哲学社会学组把一场严肃的评奖活动变成了一场一手遮天、结党营私、瓜分利益的丑剧，在湖北省哲学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从评审结果来看，评委们相互之间的心照不宣、彼此关照、利益均沾、互投关系票已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高级别奖项中票数如此集中在评委和某个身居高位的评委的弟子们身上，即使在目前腐败成风的学术界也是少见的。”

　　“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哲学一等奖正如湖北省哲学评奖组长一职一样，历来都是×××的专利。在上一届的评选中，他的一篇辅导报告获得哲学一等奖，当时他是哲学评奖组的组长。在本届评奖中，他获得一等奖的是一篇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情况的讲演词”

　　曾经轰动学界的《读书》杂志主办的长江学者“读书奖”也被多名高校学者所抵制，原因之一就是参加评奖的人既是候选人又是评委。学者杨玉圣对记者说：“其实这里指出的高校及学界的评奖腐败不过是冰山之一角，试想现在的学术评奖中，哪一省，哪一部门，哪一类奖项不存在诸如此类‘自评自’，‘裁判员下场踢球’的现象呢？”

　　与评奖腐败类似的是申报课题，争立项目。陕西师大教授一丁说：就像一个女人还没生小孩就申请营养费一样，说我生的小孩将来智力可赛过杨振宁然后叫评委打分，根据吹牛程度，发放不同数额的营养费，听起来真是荒唐可笑，而我们每年申报选题和经费确实是有这种荒唐可笑的事。

　　记者曾参与了一个所谓国家某社科基金项目，被项目负责人列入除他之外的项目课题组的最主要的成员，然而整个评奖过程令记者莫名其妙。先是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说要报一个国家项目，记者自觉没有学术功底去参与国家项目，然而终禁不住劝说，就让项目负责人拿去了记者的简历和以前发表的论文，事后便将此事抛之脑后，谁知过了半年该项目负责人给记者送来一份材料，说项目批下来了。拿来项目审批表一看，此项目与记者所学专业相差甚远，记者却被项目负责人美化和夸张得有如该领域的著名学者一般，令人哭笑不得。

　　职称乱象

　　职称评价制度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专利。在中国大学里，职称的高低更标志着一个大学教师的学术水准，同时也与该教师的住房、待遇等密切相关。

　　为了评上职称，一些大学教师不择手段地托人情、拉关系，甚至花钱雇人写文章。北方某著名大学社科系有一位想评博导的教师，竟然拿别人在《光明日报》上发的文章，换上自己的大名，复印多份，差一点弄假成真；一位教师所发表的论文大都是与人合作的，而在自己申报的材料中竟然抛弃合作者；有些教师为了评职称四处挂名(即别人写了论文，请求人家在发表的时候将自己的名字署在后面，以此增加自己的论文篇数)；有的教师把自己在报纸上发表的豆腐块似的文章，也拿出来凑数；更有的教师评职称时竟把弟子的文章署上自己的名字发表；还有的教师把自己以前发表过的论文稍稍修改一下换一个题目，再拿出来发表，又充当一篇论文。有一个教师把自己的一本专著中的所有章节都拿出来砍成若干篇当做论文一一发表，于是在他的成果表中除了这本书又多出了若干篇的论文。

　　有人开玩笑说，如果收集高校学者在评职称过程中的典型案例，编一本《评职称之百战奇谋》或《评职称之成功宝典》，其在士林中的地位绝不下于《葵花宝典》在武林中的地位。

　　各种职称中，最高的是教授，评上教授也就到头了。目前中国大学教师的职称一般都实行终身制，能上不能下，对一些学者来讲当上教授也就走到了“穷途末路”，于是中国高校学术界就出现了“讲师辛辛苦苦，副教授不敢马虎，正教授舒舒服服”的局面。

　　剽窃与抄袭

　　“天下文章一大抄”，抄袭和剽窃近年来成为中国高校学术界最大的公害，有人戏称为“学术蝗祸”，其泛滥之广，已近法不责众的地步。有学者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大家都没有羞耻感了。南京大学校长蒋树声教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小组会上指出：抄袭剽窃不治，学术将完。

　　有人根据媒体披露的高校抄袭和剽窃事件，总结了高校学术抄袭的几种方法，即“全篇搬用法”、“偷观点偷思想——隐性剽窃法”、“化名抄袭法”、“署名抄袭法”、“拼装法”、“名编实抄法”、“抢先发表法”等等。

　　在学界以打假著称的学者杨玉圣告诉记者，以前人们大都认为抄袭剽窃等问题在那些学术水平低的学校或年轻的学人身上才会发生，但从业已曝光的问题来看，包括中国最好的大学在内的许多名牌学府和科研机构，都已出现过或潜伏着此类丑闻。尤其不可思议的是，就连一些功成名就的才子、名家、权威，也因公然抄袭他人成果而东窗事发。

　　杨玉圣还说，剽窃抄袭的风气已经严重腐蚀学术界，不仅是学术文化公害，更成了社会公害。这些行为不仅严重败坏了学风文风，导致学术道德沦丧，贻误人才培养，而且严重损害了中国学术界整体的学术声誉，十分不利于建立中国良好的国际学术形象。-

　　近年部分名校教师被指抄袭事件

　　某著名大学教师李其荣所著《移民与近代美国》被指剽窃我国17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其中含专著8部，论文14篇。

　　某著名大学著名教授的《南极政治与法律》严重抄袭澳大利亚西部大学法学教授的专著，从“第一章到第八章(15~354页)基本上全部是剽窃”。

　　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的某大学教师李斯的学术专著《垮掉的一代》几乎原文抄袭美国学者约翰·泰退尔的专著《裸露的天使》。

　　复旦大学博士申xx教授被指在其专著《语言的文化阐释》、《社区文化与语言变异》、《文化语言学》中，抢先发表别人的未刊论文，将此据为己有。其中《语言的文化阐释》有40%以上是抄袭近40人的著述。

　　复旦大学哲学系著名教授被指其哲学著作《历史与实践》中的部分内容抄袭国外著作《哲学历史词典》。

　　原上海大学法学院院长潘国和出版的近10部法学著作据媒体披露，主要是靠剽窃和利用职务巧取豪夺。

　　武汉大学经济学院某教授，为了破格提成博导，伪称写了一本《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到商务印书馆骗得一纸出版证明，然后在各报社骗发了6篇书评，从而评上教授和博导，该教授现已移居国外。

　　上海xx理工大学某教授不仅伪称写了一本书，还用电脑模拟了封面等，这本虚拟的书竟然获得学术奖。

　　北京大学生物系蛋白工程和植物基因工程国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潘xx等六人在国外刊物上发表所谓体现中国国家高技术研究计划863计划的论文，存在严重剽窃问题，抄袭了加拿大两名学者的论文，被国外杂志予以揭露，严重败坏了我国的国际学术声誉。

　　北京某重点大学的副校长1996年被荷兰出版的《植物分子生物学》杂志指控其与人合作发表的论文，与加拿大生物学家发表在美国《理论与应用遗传》杂志上的论文有“相似性”。

　　近年媒体披露高校博士抄袭剽窃事件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胡黎明博士论文严重抄袭。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一位博士关于美韩外交关系的博士论文通过后被指抄袭。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某博士的博士论文《论美国国际地位的历史趋向》被发现抄袭。

　　山东大学某博士出版的博士论文《现代化战略与模式选择》被发现抄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