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四”的黑煤窑

　　“侯四”的这个黑煤矿距水沟村有5公里的路程，地点在浑源县大仁庄乡西王铺村的地界上，其实是水沟与西王铺两村的交界地带。

　　记者沿着山路向上攀爬，绕过几道弯曲的盘山土石路，走了约一个小时来到这里，煤矿就在这座山沟里的一个坡上。

　　走进矿区，在正前方左侧记者发现已被堵住的矿井口，井口处是被人刚刚填埋不久的新土，泥土中夹杂着大量粉碎的煤末，在泥土的上面露着两个没被埋没的烟筒、铁管、啤酒瓶等杂物。斜坡上，已被剪断的电话线的另一端在细棍棒支撑下伸向远方。井口前的平地上留下了许多被车辆压出的轮胎印迹。

　　在通往下山路口处靠山的一旁，还有一处被装满泥土的编织袋围成的方形空地。后来，一位在该煤矿打过工的矿工告诉记者，这是矿主正在建的一个简易装载机车库，还没等建完，1月8日晚上7点半左右，就被第一拨到来的记者发现了煤矿，当时矿上正在生产中，他们拍了几张照片就快速离去。第二天，也就是1月9日，煤矿就不敢生产了，但是，矿上还留有人员值班。

　　据“侯四”黑煤矿的工人进一步介绍：这个口子原先是西王铺村人范富开的，现由“侯四”经营。

　　对范富有黑口子这个问题，村支书王继志并不否认，他告诉记者，村里一直有村民自己去开口挖露头煤的习惯，范富的黑口子也是他父亲范关林很早时候挖的，一开始是个小坑，后来越挖越深，就变成一个大口子了。这些年乡里开始不准村民私自乱挖，乡上巡逻检查发现之后，就不让范关林开了，后来西王铺村配合乡里，把这个口子用土给封了。2006年之后，范关林又把口子开了，于是当时的文乡长和分管煤矿的副乡长臧英亲自到现场，用炸药把口子给炸平了。2006年8月，范关林因病去世，这个口子也就一直没人动了。

　　1月18日晚上7时，记者在大仁庄乡政府采访副乡长臧英，他告诉记者，大仁庄乡对私挖乱采现象的打击一直很有力度，基本上每个月都出去排查2到3次，从去年12月份开始，加紧了排查密度，几乎是天天进行巡查，发现一处，就查处一处，炸毁填平一处。2006年夏季时，乡政府专门去炸过范富的黑口子，但是黑口子越炸越大。

　　当记者问起西王铺村的煤场相关事情，臧英表示并不知情，也从没接触过。

　　据臧英介绍，自2006年11月开始，乡党委和政府开会决定实行南北分组巡查制度，“乡党委王振海书记带队巡查西王铺村所在的北区，我带队巡查南区，北区的情况我不熟悉。”为证明此事，臧英表示可以让记者查阅2006年当时的开会记录，记者当场与主管会议记录的乡党委书记王振海和乡长靖仁联系，他们的电话都因多种原因而无法接通。

　　1月19日下午5点，记者再次来到大仁庄乡采访王振海，值班人员称王振海已经下班回浑源县城了。随后记者拨通了王振海的手机，王没有接听，几分钟后，记者再次拨打其手机时，电话已关机。晚上8点10分，记者给王振海家打电话，接电话的男人自称是王振海的朋友，他告诉记者，“王振海不在家，晚上住在乡政府了，我是为他家看房子的。”

　　1月22日下午，记者采访了大同市国土资源局纪检组组长杨庆才，杨庆才特地提到了浑源的煤矿资源情况，他向记者介绍，浑源煤矿大部分都没有开采价值，同时因为露头煤比较多，加上浑源经济条件差，村民私挖卖煤事件经常发生。他告诉记者，最近几年大同煤矿巡查制度是相当严格的，责任也是层层落实。当记者向杨庆才介绍了西王铺村煤场的情况后，杨庆才表示，他们现在已经准备要彻查此事，如果发现官煤勾结，要严肃查处，绝不手软。

　　“开黑煤窑，一本万利的买卖”

　　知晓内幕的矿工介绍，2006年8月份，“侯四”才接手该煤矿，据说是范富迫于背后的一些压力才不得不让出来的。

　　矿工们介绍说，“侯四”开煤矿几乎是不用投资的，因为从采煤、井下装车到井下运煤全部实行承包经营的方式，由矿工自带工具，所有费用全部包干。

　　工人们说，采煤的炮工是自己带雷管、炸药下井采煤，每出一吨煤给20元；井下装车，装车工人自带铁锹，每装一吨煤给5元；井下运输是由搞运输的矿工自带矿用三轮车(很像农用三轮车)，每运输一吨煤给10元。

　　由此可以测算出，“侯四”的黑煤窑吨煤的生产成本仅为35元左右。

　　出事前矿上的人数有42人。其中炮工有12人，在井下开三轮车挖煤运煤的24人，每班有6辆运煤三轮车，还有负责安全的2个人，一个姓范(西王铺村人)，另一个姓张(矿上从外地带来的人)；主管有两人，一个姓侯，另一个叫“马二”；此外还有发牌计数和开装载机的各1人。

　　矿上生产一直是两班倒，分前夜班和后夜班两个班组，白天不敢生产，下午4时30分前夜班开始下井，直到夜里12时，后夜班上来才换班，第二天早上6时许下班，每班作业21人。

　　煤矿有6到7辆运煤的车辆连续不断地往外运煤，每车都能装10吨左右。煤炭一出矿井，装载机就迅速装车运出矿区，矿上从来都不留存煤。

　　在这个煤矿做工的矿工中，水沟村村民有8人，他们十分熟悉煤矿的运营情况。一位矿工告诉记者，井下每个三轮车每班能拉24到25趟。记者初步估算了一下，该矿每天能出煤300吨，年生产能力达9万吨以上。按照目前市场销售价270—290元／吨计算，除掉35元／吨煤生产成本，每天“侯四”的纯收入至少在7万元以上。

　　知情矿工介绍，“侯四”接手后，一直开到今年1月10日他打人的那天晚上才派人封了井口，连夜运走外面的设备逃掉了。现在还有许多设备封存在井下。“就我知道的，还有发电机一台、柴油机两台、风机两台、电缆等不少东西。”

　　据悉，“侯四”10日晚上连夜逃掉之后，水沟村9位在矿上打工的农民，至今未拿到1月份10天的工钱。当记者去采访时，有矿工求助记者：“你们能不能帮我们把工钱要回来？”

　　有意思的是，记者访问的所有官员均称，浑源县已经没有黑煤矿了，尤其是在本案的查处过程中，山西省官方网站黄河新闻网18日发布的消息称：“经向浑源县国土资源局和大仁庄乡政府等部门调查了解，涉案的西王铺村北的‘采煤点’，2005年冬由西王铺村民范关林私自挖掘开采，被发现后填埋。2006年春节后根据举报乡政府又组织进行了炸封。2007年1月11日经浑源县公安局实地勘查，该‘采煤点’无生产迹象。”

　　这位矿工还说：“该煤矿从井口延深进去有400多米，内有4条巷道，每条巷道高3米，宽有2.5米左右不等。至今没有给煤矿取名字，就怕引起太多人的注意。取了名字，知道的人多了反而有风险。现在还没有名字呢，侯四经营后，在去年的11月24日至12月10日间，还被上面来检查的人关掉过16天呢。”

　　“侯四”的煤矿在2006年出的煤是运往沙圪坨镇照壁村煤场的，从2007年元旦开始，出的煤就运往沙圪坨镇的沙岭铺煤场(原来的治超点)。记者来到沙岭铺煤场，看到这里还有约1000吨煤，只有一个门卫值守。记者与门卫闲聊得知老板姓侯，是住在大同的。

　　“官煤勾结，难以杜绝”

　　最近两年，山西省打击非法煤矿的力度不断加大，大同市国土资源局纪检组组长杨庆才介绍说，由于地方小煤矿可能存在着官煤勾结的情况，因此他多次开会强调，如果县一级国土资源局查起来有困难，可以直接向市局报告，由市局出面查处，务必做到“发现一处，查处一处，打击一处”。

　　2006年5月，太原市安监局腐败案中，有5名局长落马。一年内，山西境内7位安监局长深陷牢狱，其罪名大多为贪污、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围绕煤矿的腐败可谓是触目惊心。

　　在“侯四”煤矿打工的知情人向记者透露，“侯四”开个煤矿，凡是能有点权能来查的部门都会来查，“随便开个车来查一下就是几万块钱，没有钱摆不平的事，黑煤矿背后都有大大小小的后台，否则根本就无法生存。”

　　暴富的煤老板与不断的矿难

　　近几年山西新闻频出，围绕的焦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挥霍无度”的煤老板，另一个是持续不断的矿难。

　　2005年，煤老板“烧钱”团购20辆悍马车，一举成为新闻焦点，这款被称为“越野之王”的悍马吉普车坚固又安全，支撑着暴富之后的煤老板难以承受血腥财富的脆弱神经。

　　煤老板也不忘到北京房地产市场去烧一把火，2005年9月开始，在不足两个月的时间内，北京建外SOHO销售额接近10亿元，这其中一半是山西人买单，他们当中最多的一位一次性买房12套，花费6600万元。

　　与煤老板一掷千金的豪气相伴的是山西矿难新闻频见报端。

　　记者对媒体公开报道过的山西矿难数据进行了不完全统计，从2006年1月到2006年11月底之间，山西全省共发生矿难26起，死亡468人，伤17人，失踪17人。这只是公开的数字，隐瞒的矿难记者无从知晓。山西媒体同行告诉我们：“煤是带血的，发生矿难时，矿主常常隐瞒或者见死不救，这是以年轻生命为代价的财富积累和GDP增长模式。”

　　2006年5月18日，山西大同左云县张家场乡新井煤矿特大透水事故，造成56名矿工死亡。涉案公务人员以渎职犯罪被立案侦查和提起公诉。12月5日，法院依法对12名渎职犯罪分子作出有罪判决。

　　“12名渎职人员全部被判处缓刑，渎职犯罪的惩罚和潜在的官煤勾结巨大利益相比，代价实在是太低了，大同啊大同，大大的不同。”一位大同的媒体朋友告诉记者。“56条生命换来12位官员的缓刑，此案判决之后，似乎暗示矿难成本的再次降低。矿难之后，煤老板总是忙不迭地拿出大把大把的钞票，政府也帮着做好人，矿难影响政绩，政府和暴富的煤老板在对待矿难的态度上，双方在利益上是基本一致的。”“煤老板们之所以敢于铤而走险，是因为违法犯罪的成本很低，往往只要肯花钱，所有的风险都能够化解！这就是侯四为什么这么疯狂与凶残的原因！”

　　记者在大同采访时，发现对于发生在大同的“记者”被煤老板打死案，当地许多民众并不知道。连一些出租车司机都说，从没听说过。

　　兰成长事件中还有一个关键词便是“假记者”，兰的死与这个关键词直接相关。

　　大同警方提供的《案情通报》显示，兰成长致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当地同行“孟二”确认兰为假记者。而矿主“侯四”的逻辑是，“如果是假记者，就收拾他”，于是兰便被彻底“收拾”了。

　　就在兰被打死的当天，大同市出台了一个《打击假报假刊假记者专项行动通告》，该《通告》称：“凡不持有新闻出版总署核发的《新闻记者证》，从事采访活动的人员均为假记者。”而刚到《中国贸易报》工作仅15天的兰成长没有此证，按照这个《通告》规定，兰肯定是假记者了。

　　兰成长是否假记者？

　　在兰成长母亲的家里，他的家人与朋友向记者介绍了兰成长的身份与经历。

　　现年34岁的兰成长高中毕业后便被招工到一家国有地方煤矿——大同市青磁窑煤矿，“做的是库管员的工作”，兰的原单位领导大同市青磁窑煤矿机分厂副厂长赵宝说，“2005年他办了停薪留职手续便出去了。”

　　“小兰进入媒体工作与他的朋友小聂有直接关系。”

　　目前在一家安全生产类杂志工作的聂来先是兰的发小，较早的时候聂便已经在媒体工作了。聂对记者说：“经常在一起，老聊嘛，他也比较感兴趣”，“我当时在《紫光阁》杂志工作，经常让他约个稿子，订个刊物啦”。

　　后来，兰成长被聂推荐到聂所在的单位——中国安全生产杂志社山西记者站，兰的朋友告诉记者，兰当时的名义是“安全文化调查员”，工作是专门到各厂矿调查有无人员死亡或违规开矿的情况。由于“一直没有给兰成长办出工作证来”，兰便离开了这个记者站。

　　不久，兰又选择了山西的现代消费导报社，任舆论监督部记者。他的朋友介绍说，“小兰在那里没干多久，便离开了。那个报社让小兰每个月至少要完成3000元的创收任务，小兰实在是很难完成这个创收指标，便离开了这个报社。”对此，现代消费导报社某部门负责人称，兰只待了一个月，没有发过任何稿件，后来因为健康问题辞职。

　　之后，兰便被中国贸易报社山西记者站聘任为“中国贸易报社山西记者站专题中心主任”，在兰的照片上盖着“中国贸易报社”钢印，编号为CN11—001506487的“新闻工作证”上同样注明了上述职务。这个“新闻工作证”的发证日期是2006年12月27日。

　　中国贸易报社分管记者站工作的记者部主任对媒体记者说：“专题中心就是专门从事重大深度报道与专题报道的部门。”业内人指出，这样的职位至少应该是由新闻从业经验丰富、长于深度报道，且业绩丰硕的资深记者担当。

　　在多次联系中国贸易报社山西记者站站长未果的情况下，记者向兰的家人进一步核实兰的身份。

　　记者：小兰在报社是做什么工作的？

　　兰的妻子：是做新闻的。

　　记者：小兰是什么文化程度？

　　兰的妻子：大专。工商管理，函授。

　　记者：小兰平时写作吗，有公开发表的新闻作品吗？或者其他什么作品也行。

　　兰的妻子及全体家人沉默了很久。当记者提出希望能看看这些作品时，兰的妻子说“没有”。

　　兰的弟弟拿出了一份中国贸易报社的介绍信，这份编号为“中贸报(0790)第004号”的介绍信由中国贸易报社山西记者站于事发当日开具，目前抬头还空着，介绍信上写着“我社记者兰成长同志等壹人前往你处采访”。

　　记者通过网络搜索，无法找到以兰成长为署名的任何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