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消息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12日在北京闭幕，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已于19日公布。可以说，中国农村改革发展在新的起点上有了“新路线图”。中国大地再次掀起农村改革新高潮。今天，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做客新华网，就对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理解以及中改院对于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些研究成果与网友在线交流。

　　迟福林谈推进城乡一体化王翰林摄

　　迟福林: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时机已到

　　主持人：先请迟院长和网友聊聊您对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理解？以及对《决定》的理解？

　　迟福林：我觉得十七届三中全会是在十分特殊的背景下召开的十分重要的会议。为什么特殊呢？第一，中国的改革发展确实进入了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大家透过三中全会要对新时期、新阶段的改革发展有一个新的理解，并对它的路线图有一个新的了解，所以说这是在我国改革发展最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会议。第二，这也是在宏观经济波动，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这样一个特别的背景下召开的一个重要会议，大家希望通过这个会议了解中国如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可持续的发展道路。第三，这是在中国农村改革发展最重要的时期召开的一次研究讨论农村改革发展的重要会议，所以《决定》对于新时期的农村改革发展可以说是一个纲领性的文献，对新时期的农村改革发展提出一个路线图。我们需要站在一个更宏观的全局上把握三中全会的精神，学习、理解其中一些重大的基本观点。

　　主持人：您对决定中的哪些部分更为关注？

　　迟福林：我觉得从《公告》开始到昨天公布的《决定》，有几个方面引起了我自己的一些思考。

　　一是新阶段农村的改革发展和我们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内在关系引起了我的思考。所以我觉得我们启动国内消费需求，或者说是扩大国内市场需求，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最重要的是要开始或者说是着力启动农村这样一个大市场。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就不得不对新阶段的农村改革发展站在一个更高的、全局的视野下分析，理解其在特殊时期的重要作用。

　　二是对《决定》当中关于农村改革，尤其是六个方面的制度创新引起了我的一些思考。我认为这六个方面的制度创新是新阶段农村改革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农村改革发展到了一个最关键的时期从什么地方破题呢？恐怕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制度的安排问题。

　　三是在制度安排当中我最有兴趣的，也是和我这些年研究相同的我一直在关注的问题就是如何尽快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我认为中国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决定》在这方面谈得是很好的。

　　迟福林谈如何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主持人：我国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在改革三十周年之际，改革进一步深化又是从农村改革开始，这对于中国改革发展有怎么样的意义？

　　迟福林：我刚刚谈到，中国的改革目前正处在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一方面我们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另一方面由于这些矛盾和问题，社会各个方面对改革又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甚至很多人产生了一些新的疑虑。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及在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背景下，召开这样一个会议，其中有几个信号应该引起大家关注：一是30年前，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突破的，今天，我们召开这样一个会议，集中讨论新一阶段的农村改革问题，表明我们继续推进改革的决心和魄力。三十年前我们从这里突破，三十年后我们需要依然以农村改革为重点，实现新一阶段中国改革的突破，这个信号是很强的，也是很明确的。二是农村发展的一些问题，恐怕更多的还是改革相对滞后、制度存在的缺陷。这是更深层次的矛盾问题，所以在新一阶段我们要真正推进农村的改革发展，不解决这些深层次的矛盾问题恐怕我们很难有一个大的突破，这也就告诉我们，我们不仅要表明改革的决心和魄力，而且我们一定要确实地在农村的重大改革上有新的突破。三是农村的改革和整个全局的改革如何相结合，比如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尽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这是和全局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想在改革开放30周年，改革进入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同时改革的环境和共识都发生了一些变化的时候，这样一个会议作出的这样的一些决定值得我们从把握改革开放全局来理解它可能会产生的一些重要的、历史性的作用。

　　主持人：三中全会认为我们已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对这一点怎么解读？

　　迟福林：三中全会中几个判断是很重要的，一是从总体上说我们已经进入以工补农，以城市支持农村发展的重要阶段；第二个判断就是现在是中国现代农业加快发展的重要时期；第三是已经进入改革城乡二元结构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时期。这是三个大的、基本性的判断。

　　就我而言我更关心第三个大判断。就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了，我们城乡的二元结构在某些方面是有所突破的，但是总体上说，这样一个大格局并没有改变，这就造成：

　　一、我们的经济生活，尤其是农村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中有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农民工进城快30年了，农民工到目前为止还不能平等地享受一些基本权利，因此很多深层次的矛盾问题就和城乡二元结构相联系；土地问题、公共服务问题、户籍制度问题等等所有农村改革发展中的突出的矛盾问题都是和城乡二元结构相联系的。

　　二、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最大的好处就是推进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进程，缓解中国目前在发展当中的一些瓶颈，比如国内市场，我们说了十年要启动国内需求但是没有大的突破，为什么没有大的突破呢？在城乡二元格局没有破除的情况下，农民收入没有大幅提高的情况下，我们所说的扩大国内市场需求是很难作到的。

　　三、改变我们八亿农民最迫切的基本性的要求。这也是我们进入新一阶段让广大农民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最基本的问题，所以我对这第三个判断的提法有很大的兴趣，也很关注这个问题。

　　主持人：那您认为要如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呢？对改变它的前景您有什么看法呢？

　　迟福林：如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是很大的题目，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有一些基本性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城乡二元的公共服务制度安排。

　　2003年以后我们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现在无论是在发达地区也好，还是在欠发达地区的调研中我们都看到，城乡二元的一些制度安排是造成我们新阶段农村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重要根源。比如城里人有了一个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在前些年就没有，我们只是从2006年开始才着力解决这个事情；再比如说刚才谈到的农民工，他们进城二、三十年了，现在老一代农民工还要拖着自己疲惫的身体回到农村去，这就面临着一系列新的矛盾和问题。在我们的调研中我感觉到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的确是农村现在一切问题的深刻的根源，决定中谈了六个方面的制度创新，其中前五个都是和这个相关联的，只要解决这个问题都可以推动城乡二元结构向一元的转化。

　　我可以着力谈一下公共服务，我们很多人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很难做得到，有人说“怎么作到均等化呢？我们现在的国情、财力恐怕做不到”，我想我们能做得到，为什么能做得到呢？我们的水平上可以有差异，甚至是很大的差异，在上海享受的公共服务和西部农村肯定有很大的差别，但是改革发展30年到今天制度上应该统一。所以公共服务均等化首要的在于城乡要建立统一的公共服务体制，所以这次我也特别高兴地看到《决定》中提出了“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体制”。现在统一城乡的一些问题，比如户籍问题、劳动力的流动问题，都可望得到解决。因此我现在的基本思路就是以加快建立基本公共服务的城乡统一制度安排为突破口，来改变城乡二元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