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户籍制度改革”已成为今年中国改革热词。
春节刚过，国务院便发出一条促进大学生就业的通知。这条看上去很普通的新闻，却因其中一条措施与“户籍制度”有关，迅速成为各大新闻网站的头条。通知要求，“对企业招用非本地户籍的普通高校专科以上毕业生，各地城市应该取消落户限制(直辖市按有关规定执行)。”
与“国务院要求取消专科以上高校毕业生落户限制”同样引起关注的，是“上海户籍新政”。根据新政策，满足持居住证且社保缴纳满7年等条件者，可申请在沪落户。尽管相关实施细则尚未公布，但该项改革措施已获舆论高度评价，称上海这一户籍制度改革将引发全国连锁效应。
早在今年1月，广州市领导表示，将在花都、番禺试行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实行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为基本条件的市内户口准入制。
2009年，户籍制度正成为社会进一步变革的突破口之一——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为地方引进人才和技术，激活地方经济；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创业和就业；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解决城市中“漂一族”的民生诉求。
传统户籍制度制约经济社会发展
昨天(3月3日)，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导周洪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传统的户籍制度已经大大落后于社会的发展，成为阻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因素之一。”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推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是在当时城乡二元化结构分明的大背景下制定并实施的。周洪宇说：“这种户籍管理制度的存在有其一定的历史合理性。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结构的变化加速了人口流动，户籍管理制度已明显跟不上改革的步伐，对其进行相关的修改和完善，甚至是重新制订，都是适应发展的必然要求。”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张喆人也深有同感，“现行户籍制度不仅影响到了整个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更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大障碍。”他认为，由于户籍制度造成“城乡分化”，削弱了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阻碍了农村城市化进程，不利于消费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在美国，每年约有五分之一的人口迁移，各类人才及劳动力的充分流动，是保持经济活力及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张喆人代表说，在中国，有大量的农村人口需要转移，但事实上却没有从根本上放松进城的限制。对进城务工的农民来说，身份不明、工作不稳，导致城市需求及消费的畸形。
户籍制度改革不能奢望“一步到位”
从2005年开始，几乎每年的全国“两会”上都会提及户籍制度改革。多年过去了，这项改革仍是“雷声大雨点小”，始终未有实质性的进展。周洪宇代表表示：“户籍制度涉及面广，涵盖了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方方面面。因此，这项改革是一个相当艰难的过程，需要一定时间来逐步完成，不能奢望‘一步到位’。”
他认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其作用不只是单纯的户籍管理，还附加了多种社会管理的功能。“提到户口，肯定要涉及到社会保障、劳动就业、计划生育等内容。户籍制度改革本身并不复杂，但附加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相关社会经济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却是错综复杂的，不研究解决好相关的社会经济政策问题，不破除各种壁垒，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将难以全面稳步推进。”
曾长期从事民政工作的张喆人代表对此深有感触，“户籍制度的改革，关键在于改变目前的城乡二元结构。如果户籍改革与经济社会配套政策未能衔接好，其他方面还是二元的，仅户口改成一元的，也没有实际意义。就拿目前的社保制度来说，由于所缴纳的失业保障金、养老金等无法在全国范围内互联互通，户籍即使可以自由迁移，其真正意义也无法得到体现。”
代表的观点，使记者想起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的一句话，在去年国务院新闻办就长三角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举行的发布会上，他曾表示，户籍制度的改革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经济统筹发展的结果，“一定要水到渠成”，是“消亡”而非“取消”。
户籍改革应当允许不同模式
今年2月底，上海率先对户籍制度进行了“松绑”。持有《上海市居住证》满7年；持证期间按规定参加上海城镇社会保险满7年；持证期间依法在上海缴纳所得税……居住证转户籍的政策出台，为持有上海居住证者打开了一扇正式入户上海的“希望之窗”。张喆人代表认为，上海户籍新政的出台，是在户籍制度放开上的有益尝试和进步，有其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
“人口流动不仅是公民的法律权利，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周洪宇代表认为，上海的户籍新政是户籍改革的一次有益尝试，户籍改革应当允许各地有不同的模式和不同的探索。他建议，在目前户籍制度无法马上取消的前提下，国家应着力为户籍制度改革创造更多的条件，在努力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政府应该引导人口合理流动。“良好的物质条件不是吸引人才的单一条件，更重要的在于‘人尽其用’。这就要求各地要根据各自的产业发展方向制定相关的政策，引进真正适合的人才，真正激活本地的经济。当然，对流向西部地区的人才，国家也应适当增加补贴，缩小东西部收入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