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是扮演了一个跳蚤”
【作者】口述 宋强 采访/本报记者刘科
■中国想成为中间国家是不可能的
■一个国家在战术上是可以潜伏的，战略上是没法潜伏的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为什么要写《中国不高兴》？主要是2008年奥运前后，当时国际社会抵制中国奥运，虽然没抵制成，但是我们有种判断：中西方事实上已经撕破了很多表面上温情默默的东西，进入了现实主义较量的阶段。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觉得需要写一本书告诉中国人，特别是一些爱思考国际时政关系的这些人，比如说，有没有与西方有条件决裂的选项，如果这种决裂到来，我们要准备什么？
2008是特别戏剧化的一年，国家利益，中国和西方的利益博弈从这一年才真正显露。
与《中国可以说不》相比，《中国不高兴》的作者和话题更有对接的地方，因为几位作者都适合谈这方面的话题，他们的观点从来没有在公众视野里隐瞒。所以，我觉得《中国不高兴》是超越了前者，更成熟，更理性。书里的一些观点，就是为中国的现在、当下和未来的建言和主张。
“我们不是一帮神经质”
现在质疑的人说我们有政治投机的成份在内，说我们都是“极左派的胡言乱语”。他们的批评和质疑，绝大多数我不认同。
昨天英国《卫报》、《时代》周刊来采访，我就对他们说，从1996年开始，我们就不指望通过与你们的交流、介绍我们的观点来改善中西关系。这个东西是框好了的，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民族主义就是一种负面的东西。我们曾用大量时间介绍我们对西方文化的好感，当年我和张小波介绍西方议会民主、美国的宪法，那是种仰幕和欣赏，对美国机制的欣赏。但西方报道不会讲平衡的，我昨天就对外国媒体说“我们不指望改善中国和西方的关系”。
英国《卫报》记者问我：“我们可不可以批评中国？”我说，这是一种误解，我知道你们的担忧。你们西方人总是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是一帮神经质，像日本的民族主义者一样，有一种自尊的洁癖。事实上，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也在批评中国社会的现状，对我们认真的批评我们是能接受的。
“中国没有什么中间道路可走”
在书里，我们提出对西方要有条件地决裂，这并不意味着一种新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潮。
中西关系都是一个利益博弈。撕去那些华丽的词藻，国际关系就是丛林法则这个东西。
我只是从感觉上，从基本判断上，有条件决裂，前面是有条件。决裂了又怎么样呢？一说起这些东西，有人就说外交上的难度，维护国家利益的难度，我们也是爱国者，我们是很痛苦的爱国者，我们是国策派，（我们同意）还是不要把事情搞僵了。
我们北面看到了俄罗斯，南面看到了印度，俄罗斯是照着西方的路走的，但西方对他们更好了吗？俄罗斯民族卑劣吗？苏联解体的时候，国民素质非常高，所以普京就在恢复过去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中国实在是太幸运了，（没有走俄罗斯的大陆）我觉得真是天佑中国。
再看南边印度。咱们国内有一帮人刻意把印度神话，这在道德上是有罪的。《中国不高兴》里有个最基本的判断，中国想成为中间国家是不可能的。中国无法不显其大。这不是个“帝国主义”，要么上去，不然你就滑下来，没有什么中间道路。
“中国知识分子不能缺少自信”
两会期间，很多港台记者都在问：“你这样不是做实‘中国威胁论’了吗？”12年前问这个问题，12年后又问这个问题。我觉得王小东回答得非常好，“一个国家在战术上是可以潜伏的，战略上是没法潜伏的。”国家目标是没法潜伏的，事实上，中国表达的很温柔敦厚，中国谨慎得不能再谨慎了，但人家还是在指控你啊。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绥靖的思想。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自信的一种体现，这是不对的。至少中国还有一帮人，他们能表述出对国家更高的期望，做一个骄傲大国，做一个英雄国家，这不是土里土气的思想。有人说这不是五六十年代的壮烈情怀吗？这是两码事。我们梳理了一个概念：内修人权、外争主权。这两个可以并肩。
《中国不高兴》主要是刺激知识分子的，老是按美国的要求去改造是不行的。俄罗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俄罗斯私有化改革特别悲剧，整个莫斯科差点冬天都过不来，而且美国的导弹系统照样架在你脖子上。难道我们看不到这些东西吗？
“我们想改变美国人看法”
《中国可以说不》的客观意义大于其他意义。克林顿1996年开始认识中国的民情，美国大使馆的人见了我们两次，一般美国人对中国不了解。做外交的人和搞政治的人就是不一样，原来美国人肯定认为，99%的中国青年都是反对政府的，有伤痕在，所以制裁中国，中国老百姓会很高兴。结果这个情况不对啊。
《中国不高兴》也有很多真知灼见，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观点，这些观点，（可以）启迪一种思考。描述的形态可能会有所不同，但至少它有启迪意义。网络时代嘛，我觉得我们的观点比网络上的言论更有水准，如果能影响国策，当然是好事，更重要的是它能刺激一些人，不再是过去那种想法——不会还抱着过去的那种想法，理直气壮，不求思变。有这么一种声音，虽然让人不舒服，但是这个声音在，就对了。因为文人只能起这个作用。
我们就是扮演了一个跳蚤，我们就是想让美国人知道（这种看法），我觉得我们的观点是可以被认真对待的，即使从学理上、从观点上、从对中国建言建策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