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前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人民币汇率问题一直都是前三次双方讨论的焦点,美方也试图利用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方施压,并试图进一步指导中国如何改革金融业,开放市场。
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于2008年6月17日-18日举行,人民币汇率问题仍然是双方难以回避的焦点。时任美国财长的保尔森在会前就表示,虽然中国政府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人民币仍需进一步升值,人民币汇率弹性仍需增强。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针锋相对地回应,正是美元贬值,造成包括原油在内的基本商品价格上涨,进而推动中国通货膨胀,美元贬值才是人民币被迫不断升值的罪魁祸首,并暗示人民币不会大幅升值,这样的回应让外界感受到中美双方博弈中攻防形势的转变。《纽约时报》就撰文指出,中国人开始大声指责美国人没有管好自己的经济,这样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则源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恶化,受次贷危机影响,美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金融企业危机开始显现,加上通货膨胀水平走高,全球经济都面临着下滑的危险。
与此前的历次对话不同,美国时任财长保尔森不再敦促人民币加速升值,而代之以更为实际的市场开放问题。而半年后第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拉开了大幕,这也是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持续加深,以及美国政府即将换届这两大背景下,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一次重要对话。此次对话中,虽然汇率问题再次被美方提及,但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环境能源合作,加强双边投资保护,还是成了核心议题。
2008年12月6日的《华尔街日报》这样写到,回溯到2006年,这一对话机制更多是围绕美国如何在自由市场经济方面给中国补课。在本轮对话于周五结束前,连保尔森自己都承认,美国这个老师本身也面临一些严重的问题。
主持人:
这一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双方都是带着各自的国家利益而来的,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孙立坚教授,听听他的分析。孙教授您好。
孙立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你好。
主持人:
这一次中美之间,您认为达成最大的共识是什么?
孙立坚:
我想亮点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大家都已经认识到,摆脱这场在全球经济互相互补结构非常密切的框架下面,摆脱危机需要我们双方共同的共识与合作,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就是寻找接下来一个新的增长点,这个新的增长点,也需要我们双方之间密切地合作,所以这两点可以讲是一个亮点。
怎么讲是摆脱危机需要这个合作呢?我们看到美国方面的诉求,就是今天美国最最制约经济复苏的是金融体系的稳定,流露美国金融体系的国际资金的稳定,中国是对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所以中国能够持续对美国这样一个在资金上的支持,是美国对中国最大的诉求。
另外一方面,中国也需要今天美国拿出有效的解救市场的方案,能够保证我们前期所积累的巨大的对美元的外汇储备。
另外一点,能够通过美国经济的复苏,缓解我们今天出口非常急剧下降的压力。所以双方面都希望通过合作以后,能够让自己的经济摆脱危机。
另外,寻找下一轮的经济增长点,这一次我们看到,合作的备忘录在能源环境这些,下一轮的经济增长点的方向,美国为什么非常看重新能源这些环境的技术呢?美国想维护它自己这样一个霸主的地位,真正地摆脱危机,它需要寻找一个新的,能够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增长点,成为新的火车头,这个愿望需要中国能够配合实现。也就是说今天新能源只是技术,只是想法,但是如何转变为产品,如何通过产品来创造财富,需要中国巨大的制造能力来帮忙,也需要中国巨大的市场来消化这些产品,为美国带来巨大的财富,所以这点当中美国有这样的诉求。
中国方面也看到,新能源的合作和环境的合作是摆脱中国到目前为止,一直是“两高一资”,就是高污染、高能耗,资源消耗的这一种低端的生产方式,也想摆脱我们一直以来的加工贸易的生产方式,所以想通过新一轮跟美国在新能源方面的合作,我们希望能够在技术的第一个环节,在第二个生产的环节,甚至第三个销售的环节和最后财富管理的环节,都有中国应有的这样一个渗透的地位,包括人民币的话语权,我想这个方面,在这次中美战略对话当中找到了交集,形成了亮点。
主持人:
好,谢谢孙教授。刚才孙教授关注的是这一次的交集,你分析,因为我们说各自都是带着各自的利益来的,而利益不可能是重叠,最大的分歧又会是什么?
白岩松:
我先不说分歧,都是分歧中有合作,你比如说在它最后像联合公报一样,虽然不是,是一个共同声明这样性质的东西,你发现双方的诉求都在这里去表达着。
增加美国储蓄,这显然是中国期待的,你以后也别光你提前消费,全世界买单,然后你猛印美元,你得增加美国国内的储蓄率,这显然是中国方面的诉求。
可是另一方面也有,提高消费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这显然又是美国方面期待,你别说咱扩大内需,美国也希望咱扩大内需,扩大内需之后,这个市场会变得更大,中国对进出口的这种要求会降低,贸易的顺逆差问题,美国国内高度关注的,也会减少。因此你看,简单的一句话,这里双方的诉求都会表达。
还有一个,增加在国际金融机构方面的合作,尤其是要增强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这显然也反映了中国的一种诉求在里面。所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当然这里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关于全球的气候变暖,然后涉及到低碳经济,包括整个环境保护的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我为什么说它非常重要呢?摆放在中美两国面前有三个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从过去遗留下来到现在,变得非常棘手的遏制核武器的问题、核扩散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不管是伊朗还是朝鲜。第二个就是维护经济的稳定,这是当下的问题,非常现实。还有一个长远的问题就是保护环境。但是我感觉,环境方面的合作,气候、环境、新能源方面的合作,将是中美两国将来,一方面,好,最快速增长的合作空间;另一方面,担心,也是中美两国会急剧增长的大的摩擦点,就是说即使将来我们在这里的合作会非常多,摩擦也会因此非常多,甚至很大。
主持人:
你看这一次中美对话,因为我们把着重点放在战略上,战略层次对话往往达不成什么协议。但是我们看,这次唯一的一份文件是关于加强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合作的一个谅解备忘录,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备忘录?
白岩松:
这是在中美两国之间,我觉得不管是政界人士、经济人士,甚至老百姓,包括媒体都要高度关注的中美两国未来发展中的一个新增的大问题。
奥巴马执政之后其实跟小布什的执政理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一个对全世界影响非常巨大的变化就是对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包括能源、环境合作这方面,大家都知道,过去小布什是相对强硬的,站在美国保护自己本土经济利益等等因素。但是到今年年底的时候,我们整个气候框架的这样一个协议就要到期了,接下来奥巴马的执政将会推动它,奥巴马也在玩命地谈绿色,谈低碳经济,包括哈佛大学校园里都把自己的颜色,哈佛大学是另外的一个像红色还是什么,我忘了,但是他说红是另一种绿,也在强调绿,就说明绿色在奥巴马执政之后,在美国非常的普及。中国当然也需求它。
但是我为什么说一方面将来双方要高度合作呢?美国和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的排放国家,同时经济体明年也许中国会超过日本,成为第二经济体,那就知道在这方面的需求。
为什么说摩擦很大呢?美国当然希望中国跟它采取同样的排放标准,但是中国当然不能接受,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用人均排放量来计算的话,中国的人均排放量一下子就降到很低。另外从历史的排放总量来说,中国只是这三十多年的发展,美国之前那么多。但是美国一定会拿着这个诉求不断的在进行摩擦、争夺、谈判、讨论。所以将来在气候环境这方面,既合作又摩擦,可能会吸引全世界的眼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