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午，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广州作了一场题为《遵循企业发展规律推动国有企业科学发展》的专题报告会，纵论国企改革发展。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朱小丹，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广宁，市政协主席朱振中，铁道部原副部长王兆成，宝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乐江，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周纪昌，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谭作钧，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斯泽夫，南方航空集团公司总经理司献民，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曾玉康，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副总经理吴振芳，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唐克林，中国瑞宝国际合作有限公司董事长索春生，广州市领导苏志佳、方旋、凌伟宪、邬毅敏、李荣灿、李力、陶子基、杨武、徐志彪、陈明德、甘新、陈国、曹鉴燎、平欣光、孙峰、潘胜燊、刘平，广州市各区(县级市)、各部门及市属企业负责人等参加了报告会。
关于国资委成立6年来成果：我可以欣慰地说，事实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是可以搞好的。今后国企的数量还要减少，但质量要不断提高。
李荣融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国企改革分为三个阶段，改革开放初期到十四届三中全会是“热身阶段”，通过扩权让利、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措施，把国有企业引入市场；十四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大致用了10年时间，这是“预赛阶段”，着力解决国有企业走向市场后暴露出来的社会负担重、历史包袱多、企业冗员严重等问题；十六大以来进入“正赛”，国有企业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建立，激发了企业活力。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1998年朱镕基总理提出三年国企脱困时，全国所有国企一年的总利润只有213亿元，时至今日，央企月利润即可实现近千亿元。”改革当然有阵痛，不过，好的决策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是可以搞好的”。李荣融说，国资委成立6年来，“我敢说这句话，国有企业是可以搞好的。当初提出的国企扭亏目标，三年脱困基本实现了。2001年提出的要建设30~50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现在我们内地有34个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其中国资委领导下的有24个，也可以说基本实现了目标。”
李荣融介绍，从2002年到2008年，全国国企数量一直在减少，平均每年减少7500家左右，但同时，销售收入年均增长18%，国企利润年均增长23%。他表示，今后国企的数量还要减少，但质量要不断提高。
关于政企不分：当时有句话，没有三双鞋，一个项目跑不下来。所以我说，国企没搞好，责任不在企业在政府。
党的十六大确立了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明确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原则，一是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分离；二是坚持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得到落实；三是坚持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企业经营自主权和法人财产权得到维护；四是在国家所有的前提下，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李荣融指出，国企搞不好，“最致命的原因就是不该管的管得太多，该管的又没管住。”国家成立国资委，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他以亲身经历批评政企不分的弊端：他在企业工作时跑过两个项目，都是跑了8年。“当时有句话，没有三双鞋，一个项目跑不下来。所以我说，国企没搞好，责任不在企业在政府。管理是为了少管、不管，如果要审批的事情越来越多，说明我们管出毛病来了。”政企不分、政资不分，导致的弊端之一就是责权利不分。
关于腐败：过去有个省交通厅长连倒3个，背后还是体制问题。那么大的权力集中到一个人手上，他不腐败也不容易。
李荣融说，公共管理职能与出资人职能混在一起，也容易变成腐败的温床。最典型的是一个省的交通厅厅长连倒3个。“厅长刚上任的时候并不是坏人，你调他上来，是因为他是人才，厅长倒了一个又一个，个人要承担个人责任，但背后还是体制问题，那么大的权力集中到他一个人手上，人家整天拿钱围着他转，他不腐败也不容易！”
关于改革中的个人体验：我不会做婆婆加老板。我要想睡着，就得让我们的总经理睡不着，他们睡着了我就睡不着了。
国资委可以说是国企的大老板，对于什么是“老板”，李荣融有自己的理解，“我上任的时候，温总理找我谈话说，你可不能做婆婆加老板。”作为国资委第一责任人，压在李荣融身上的压力不言而喻。他的“减压之策”是落实责任，“考核层层落实，责任层层传递，激励层层连接”，国资委每年和企业负责人签年度责任书，另外还有三年任期责任书，“我要想睡着，就得让我们的总经理睡不着，他们睡着了我就睡不着了。”
回顾这些年的国企改革，李荣融认为，管理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国有资产监管组织体系基本建立，国有资产监管法律法规体系基本形成，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体系初步建立。
关于国企领导报酬：我当官的宗旨，就是不欺负老实人。你钱给少了，人都跑了！
李荣融说，自己“算个好老板”。“2002年到2007年，我们有1500亿元利润，我给央企1556位副总以上的领导平均每年涨了4600元工资，他们给你1500亿，你即使拿出1亿也应该。拿高薪要靠本事，但薪酬支付要讲良心。你钱给少了，人都跑了！不讲效益的公平不是真正的企业，我不是慈善机构的领导，是企业的领导，按效益的分配是最公平的。过去有一个大型国企，老总年薪拿6万多元，你自己是可以少拿，但下面的人早跑光了。所以我当官的宗旨，就是不欺负老实人。央企负责人薪酬，一定要与业绩挂钩，业绩升，薪酬升，业绩降，薪酬降。”去年一些央企业绩下降了，虽然有金融危机的影响，但薪酬该降也要降。
关于对国企改革的评价：国际上的评价比国内高，我对央企领导们讲，不管人家怎么评论，关键还是要(赢利)有钱，有钱就是我“凶”。
如何评价这些年来的国企改革？李荣融认为国际上的评价比国内高，他觉得这还是相对公正的，“总是有一股势力，国企穷的时候骂人，说我们把国企搞亏了，现在国企赢利了，他们也骂，说哎哟这是垄断。所以我对央企领导们讲，不管人家怎么评论，关键还是要(赢利)有钱，有钱就是我‘凶’。”
他举例来反驳“垄断说”：像宝钢是加工企业，比较早进入国际市场的竞争，中铁建等建筑类央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
关于公司治理机构改革：4年来的试点是成功的，央企的风险意识大大增强了，接下来还将扩大中央企业建立规范董事会试点。
公司治理结构是改革的重要内容，宝钢、神华等24家大型国企已经开展了董事会试点工作。“企业领导人一心为公还好，但是位置高了，权威建立起来，别人就不怎么敢提意见。年岁大如果就想钱了，一想钱就出事，因为把钱弄到口袋里的路子太多了。”他认为4年来的试点是成功的，“宝钢老总以前开会，15分钟就解决问题，但进行董事会试点后，第一次董事会就没开下去，董事们不光问可行性，还要问你风险在哪里，以前大家都没想过风险问题。这次金融危机冲击，央企不可避免也受到冲击，但是惨痛的企业不多，因为我们的风险意识大大增强了。”
李荣融认为，对于国企发展，政府部门当然要做好监管，但企业首先要不出错。他透露，国资委正在和中组部一起推动工作，以建立规范董事会为重点加快完善公司治理，继续扩大中央企业推进董事会试点，“防止企业倒在决策上”。对已建立董事会、外部董事超过半数的试点企业，由董事会决定高级管理人员的选聘、考核、奖惩，并按照有关规定授权董事会行使出资人的部分职权。
关于国企地位：央企是“共和国长子”，央企要成为篮球队里的巨星，能够承担责任，在需要的时候一定能扛起来。
李荣融把央企亲切地称为“共和国长子”，他反复强调要坚持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在平等竞争中共同发展。他以NBA球赛来类比：“美国NBA我给它总结叫‘制造精彩’，NBA赛场观众从来是满满的，因为它靠一套制度来保证每场比赛都是精彩的。国家经济和篮球比赛一样，也一定要有巨星，没有巨星的球队，拿不到总冠军。球队当然要有巨星也有明星，明星就像天上的星星不断闪烁，一会儿两分球，一会儿三分球，但巨星的区别在于能够承担责任，不使教练和队友失望。就像传奇人物乔丹，最后一个球一定要传给他，因为他一定能投中三分。所以要把我们的央企培养成为巨星，在需要的时候一定能扛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