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家子弟到留美学生，从最年轻的副教授到副省级官员，30年身份多次转变

　　陈章良：改革开放成就一代“海归”

　　【人物小传】

　　陈章良，1961年2月生，福建福清人，1982年7月参加工作，1983年赴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物系植物分子生物学及基因工程专业，获理学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农业大学校长，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

　　“3年多直接获得博士学位，创造了华盛顿大学的纪录，我就觉得中国人并不差”

　　一天只睡5个小时的中国学子

　　记者：您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批前往美国的留学生，获得这个机会很不容易吧？

　　陈章良：从读大学到最终出国，整个过程都很不容易。1979年，我所在的乡中学有100多人参加高考，只有我一个人考上大学。读大学时，我从英国的《自然》杂志上读到了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玛丽·查尔顿的文章，非常兴奋，便给她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对这个领域的强烈兴趣，并希望能到她的实验室去攻读博士学位。玛丽·查尔顿教授很快给我回了信，随后还派了一位华裔教授到我所在的学校对我进行面试。这位教授回去后，向华盛顿大学推荐了我。1983年，大学毕业的第二年，我考取了华盛顿大学生物和医学部的研究生。

　　记者：从小渔村走到华盛顿，这种巨大的反差让您怎么理解留学这个机会？

　　陈章良：当时有一个信念，获得机会不容易，必须好好把握。在美国，我一天只睡5个小时，很多时候都是睡在图书馆里。我告诉自己要咬紧牙关，不管多苦，不能给国家丢脸，不能给中国人丢脸，不能给自己家里丢脸。人家去参加聚会，去大吃大喝，我钱不多，就去泡图书馆。我记得很多个晚上就在图书馆里面睡觉，因为美国图书馆条件非常好，有沙发，比自己租的地方还好。

　　当时在国外，提到中国都是“很土”、“什么都不懂”的印象，我听到很不服气。我们能力并不差，也很有抱负。当时我的同班同学，有的花了七八年才拿到博士学位，而我3年多就拿到了，我就觉得自己并不差。前几年我获颁华盛顿大学杰出校友奖时，华盛顿大学校长告诉我，我用3年多的时间就从学士直接获得了博士学位，创造了华盛顿大学的纪录。

　　“留学让我掌握了最前沿的生物技术，但是不回国的话，绝对没有今天的我”

　　荣誉献给“生我养我的土地”

　　记者：您也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海归”。在美国拿了博士学位，能找到很多高薪、舒适的工作，怎么还想到要回国呢？

　　陈章良：当时我们那一批留学生拿到博士学位后都开始在美国找工作，正好国内开始“863计划”，需要一批在最前沿的科学家回来。我是转基因领域比较早的一批研究者，当时国内跟我商量，希望我能回来。他们给了我一张机票，说：“你回国看看，喜欢就回来，不喜欢就算了。”我从复旦到北大，都去看了看，后来在北大留了下来。我是1987年1月回来的，当时26岁，回国后我被破格评上副教授，引起一阵冲击波，说北大的陈章良26岁当副教授，我30岁、40岁为什么不能评？就这样带动了一个年轻化的潮流。

　　记者：出去，回来，30年中您的身份多次转变。现在来看，怎么评价当时的选择？这段经历又如何影响到您后来的一次次选择？

　　陈章良：如果没有在美国这些年的留学生活，就没有我现在的事业。但没有回国的选择，就不会有我今天的人生。是国家给予了我现在的一切。其实，在美国做得好的人非常多，不缺你这个人才。但我们的国家不一样，当时正好需要我的专业和知识，于是我就回国先“吃螃蟹”。可以说，留学让我掌握了最前沿的生物技术，但是不回国的话，绝对没有现在的我。

　　记者：这其中有哪些让您记忆深刻的事情？

　　陈章良：回国前和回国后，有两件事情令我至今记忆深刻。

　　回国前，我写完了博士论文，我对论文非常满意，它发表在研究领域最好的杂志上，在论文的最后，我这样写道：“献给生我养我的土地。”这句话直到今天我还记得这么清楚，就是因为越是在国外，越是感觉国家培养我们之不易，这也是促使我回来的一个重要因素。

　　另一件事，是回国后我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贾乌德·侯赛因青年科学家奖”。在颁奖礼上，我准备的感谢辞原本是英文的，但在上台前我国驻联合国大使突然发现了这点，他当即提醒，这么重大的荣誉，你是代表中国获得的，必须用中文来讲，大使馆可以为你提供同声翻译。于是我改成了中文发言，在感谢辞的结尾，我用中文说“谢谢”，台下很多外国人听懂了这个词语，立即开始鼓掌，当时我的心情，就像现在看到奥运会夺冠后升起五星红旗一样。能为国家挣得一点荣誉，我们感到很骄傲。

　　“我想尽最大努力，帮广西3000多万农民致富，让200多万广西贫困人口尽快脱贫”

　　为“最穷和最弱”操心的学者官员

　　记者：“海归”是特殊群体，也是特殊视角，我们关注这个群体，是因为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是近代以来重要的时代课题，而“海归”可以说是丈量这个距离的前行者。

　　陈章良：对，追寻一代代“海归”的身影，从1847年容闳赴美留学开始，詹天佑、茅以升、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孙中山、周恩来、邓小平，到改革开放后从我们这批人开始的新一代留学生，可以很清晰地看见，他们在中国的社会制度、民主政治、经济建设、科技发展等方面都留下了足迹。

　　留学，是一种跟世界接轨、吸纳世界其他民族教育科学文化精华的重要手段。现在我们很多领域的科技水平跟世界先进水平接轨，“海归”在其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记者：现在大家说“世界是平的”，出国、回来已经变成平常事，现在的“80后海归”跟您以前大不一样了。对于今天这些想出去看世界也想回来创事业的年轻人，您给出什么样的建议？

　　陈章良：我带过的100多个学生几乎都出去过，我觉得有条件的话还是要出去看一看。但并不是不出去就没希望，世界是平的，很多信息已经能够共享。根据你的兴趣能力和对未来的追求，选择是否出去。如果能出去学习，一定要抓住机会、用好时间。

　　一个人成功的关键，我觉得不在出国与否，而在于是否有一种拼搏的精神，靠自己拼搏，绝对不能靠父母或“天上掉馅饼”。同时，把握住机遇，你就能成功。

　　记者：以前在中国农业大学，学生亲切地称呼您“良哥”，您到广西后有没有新的外号或者说法？

　　陈章良：最新的说法就是，我是操心“最穷和最弱”的官员，因为我分管农林水、民政、扶贫。在广西工作的这两年，让我深刻感受到，农民不富裕起来，国家无法富裕起来；农民没有小康，国家没法小康。我想尽最大努力，利用我的研究成果、资源和经验，帮广西3000多万农民致富，让200多万广西贫困人口尽快脱贫。我每天都非常忙，一直在底下走，全区109个县，除了三四个，我都去过。我对自己的唯一要求就是，尽心尽力地工作。